刘伯承和邓小平不间断地并肩指挥部队长达13年，这在人民解放军军政主官合作历史上是仅见的。原二野老同志认为：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即使是文字表述上，刘邓之间也难以放进一个顿号。邓小平自己也讲：“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强调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作战非常协调，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这是邓小平的一个突出特点。
刘邓之间密不可分
刘伯承和邓小平共事始于1938年1月，“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作为军事主官，刘伯承的军事经验和军事理论、军事造诣和指挥艺术，在解放军将帅中屈指可数，甚至连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为之折服。所以，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形成、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也符合当时的军政工作分工实际。这突出表现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和进攻阶段：内线作战“七战七捷”（指刘邓指挥以一、二、三、六纵队为核心的野战军，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七大战役的胜利），提前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刘邓分兵，淮河西刘邓会师；宛东战役声东击西，淮海战役攻占宿县。刘伯承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意见，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
——上党战役前夕，邓小平致电刘伯承等：“请刘即下达命令，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监视壶关；防敌窜至长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长治集中。在攻城时各部自行向长治方向警戒，并各派小部抵近长治袭扰。”同时，鉴于“冀南部队过于疲劳，建议推迟两日，于八日拂晓开始攻击”。战役发展证明了上述建议的正确性。
——1947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为配合陈毅、粟裕部，抑留国民党军王敬久集团，使其不能东调，刘邓决定分别开辟陇海路南北战场。接着，邓小平等率路南作战集团迅即南下，连克重镇。与此同时，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山东战场和路北地区。2月2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提出：鉴于“我们的任务是拉住王敬久”，所以，“则以向西攻取通许、杞县、睢县、宁陵四城为宜”。中央军委于4日复电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日，刘伯承来电相告：为执行军委拉住王敬久之指示，我们决以一、二纵南下，先在砀山、民权间活动。5日，邓小平电告刘伯承：我们“争取与路北主力协同打断汴商段铁路，形成威逼开封、商丘”的局面。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率领的南北两集团同时向民权以西之敌发起攻击，破坏了王敬久集团加入山东战场的计划，减轻了山东野战军的压力。
——1947年8月底，刘邓率部先敌进入大别山以后，由北麓到南麓实施战略侦察和展开。面对国民党军调遣33个旅围攻大别山的严峻形势，他们决定实施战略再展开。邓小平后来电告中央军委：“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大别山。伯承因身体不好，暂率野后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从12月中旬刘邓分兵到1948年2月24日会合，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敌人重兵“围剿”、缺衣缺粮的险恶环境中，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表现了娴熟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可贵品质。
邓小平等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数十份电报，准确地反映了他们根据敌情、地形特点，制定的以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综合邓小平本人讲话（如1989年11月20日回忆二野战史时，讲挺进大别山的文字就占全文5000多字的26%）、题词，可以这样讲：挺进并坚持大别山斗争，是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其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他军事思想得以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标志。这为他后来在全国南线战场主持军事全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军政兼施，共谋攻心
古语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笔者综合部分学者的个例研究认为，刘伯承、邓小平十分重视以军政兼施两手，通过攻心为上，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解放战争一开局，刘邓就出手不凡，创造了“高树勋运动”。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会伤亡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当然，“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赞赏和极端注意刘邓的这一创举，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高树勋运动”。
此后，1946年5月孔从洲率部在内战全面爆发前起义，1948年11月廖运周率部在淮海战役阵前起义。特别是进军西南促发了国民党军官兵几十万人起义、投诚，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也显示了刘伯承、邓小平等军政兼施、恩威并重两手策略的巨大威力。
1949年11月21日，刘邓在部队进军神速，国民党军战略防线溃决之时，联名向川黔滇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指明形势，申明主张，晓以利害，促其“功过自新，立功赎罪”。四项忠告义正词严，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时，刘邓还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电示各军师团长向当面敌军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抄收四项忠告的广播词多印送敌军中去，“借以瓦解敌军”，“不要放松此项工作”。进军西南期间，邓小平亲笔起草以刘邓名义发出的电报有几十份，其中关于卢汉起义的就有10多份。他和刘伯承把卢汉起义作为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大规模起义的关节点，促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及罗广文、郭汝瑰等通电率部起义，从而导演了反动军队纷纷倒戈这蔚为壮观的一幕。此后，刘邓还特别下发了关于处理起义、投诚部队的指示。
二野内部关系非常团结、互相信任
人民解放军能够从小到大、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内部非常团结、坚如磐石。二野老同志认为，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刘邓团结共事、互相信任的高尚品格，决定了“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
首先，野战军主要首长之间，不仅感情上异常融洽、亲密无间，而且工作上十分协调，配合默契。据经常耳闻目睹刘邓及李达军事决策及战役指挥过程的原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生华回忆：李达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具体指挥，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刘邓，这样可以使刘邓集中精力，研究关键性问题。李达处理不了的事，邓政委就主动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实施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到困难时，刘司令员才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鼓励和督促各部队夺取胜利，二野各级干部也都熟悉这种特点，就是他们在批评部下时也不例外。
邓小平在参与重大军事决策、战役指挥的同时，对战地后勤保障也非常重视，不仅抓得紧，而且要求严。文字记录、老同志回忆使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件事：由于后勤保障不够有力，进军大别山前的羊山集一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伤亡达0.9万人。指战员在战场上缺乏弹药，战后又因缺医少药增加了伤亡。为此，邓小平等在1947年8月7日大军出动的当天下午，专门召见了刚刚从后方赶来的军政处副处长杨恬，对后方保障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邓小平首先讲话，建议今后“后方更多地从前方着眼”，“足够地了解前方的痛苦，更多地将就于前方的需要”。“后方所有保障前线的工作更应加强”，主要是如何改变工作方法、方式、作风以“适应战争”。他讲话时间之长、态度之严肃、语气之严厉，令这位副处长记忆犹新。接着，刘伯承说：邓政委都谈了，我只谈一点。对党的任务大家努力做了，“现在的问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后方了解战争有些不切实际，医药、弹药特别是今后兵员，这都是战争所必需的。李达补充：将来必要时备用的汽车必须动用，“以应急需”。张际春最后也简短地讲了话。
其次，“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至于到前方指挥，刘邓极少去，发现不妥就电话联络。邓小平在回忆中列举了不少这样的事例，还形象地讲：“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当然，战斗发展到关节点，刘邓出现就是投入了无可替代的战斗力。例如，大杨湖战斗、羊山集战斗、抢渡汝河等。
邓小平认为，通过加强军队内部首长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团结、互相信任，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宋毅军）
（摘自《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