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出席记者招待会，谈到钓鱼岛问题，语惊四座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点，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色各样的问题，多少令那些企图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失望”了。
但是，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田中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邓小平说得如此轻松，态度自若，使园田直大为赞叹。
此刻，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困难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
1979年元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讲话时，回顾了前一年我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绩。他说：“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
——邓小平
基辛格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4年4月，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布迈丁提出召开联大特别会议，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赞成和支持。中国政府派出了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第一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因此，必须派出在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来率团参加。毛泽东点了邓小平的将。4月6日，周恩来抱病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到机场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4月10日，邓小平在一片关注声中，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赢得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称赞。
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宴会。
邓小平、乔冠华、黄华、章含之等出席。
美国方面出席的有：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洛德等。
基辛格安排这次宴会，除一般礼仪外，主要是与中国方面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稍事寒暄，宾主开始切入正题。
“我们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基辛格推托说。
其实，尼克松总统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已为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想出了办法，并对中国作出了承诺：“总统表示，在任期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军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走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邓小平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抽不出时间来。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说。
许多年后，基辛格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小平说，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有三个原则，不能有别的考虑
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同年11月，邓小平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开始主持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会谈。
福特继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正常化。但是福特总统在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于美苏“缓和”，加之受到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压力，因而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积极，而是采取拖的方针。在台湾问题上、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制造了一些麻烦，采取了一些有违上海公报精神的行动。
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邓小平先后同基辛格进行了五次限制性的会谈。基辛格在会谈时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显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邓小平当即指出：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问题，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一定要保证废除这个条约。按照你们的方案不可能解决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有三个原则，不能有别的考虑：一、坚持上海公报的原则，不能考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如我们所理解的倒联络处，实际上也是“一中一台”，中方不能考虑。二、台湾问题只能在中国人之间作为内政自己来解决。至于用什么方式，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如何解决，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三、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参与什么保证，包括美国的保证。看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有相当大的距离。看来你们还需要台湾，既然你们还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待，等到你们考虑清楚了，干干脆脆，一下子解决。我们可以等几年，甚至还可以不催你们。但如果要解决，必须符合这三条原则。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