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两个估计”，为广大知识分子平反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明灯。任何谬误在知识之光的照耀下，将无可遁形。所以开历史倒车的人，无不对知识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要把承载知识的书籍和知识分子统统打入黑暗的深渊。林彪、“四人帮”也不例外。
1971年8月13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44号文件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纪要》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们还对他们认为应该被打倒的人们排列了坐次，知识分子被排在了第九位，“臭老九”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两个估计”使我国的科技人员、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万多人；全国高校1965年有教授、副教授7800人，“文化大革命”中，竟有2000名被迫害致死。著名教授熊庆来、吴晗、翦伯赞、何思敬、顾毓珍、李广田等人都是在那个年代被夺去生命的。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估计”依然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压制着广大教职工和干部的积极性。因为“两个估计”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难以平反，“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帽子”依然不能摘去。
面对这一局面，邓小平十分焦急。他呼吁：“一定要把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8月8日，再次复出还不到半个月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八八讲话”：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历时44天，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谁也不敢触动那个拦路虎——“两个估计”。
9月19日下午，邓小平专门召见了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他严肃地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的。“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为了把知识分子从“臭老九”的深渊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平反了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他亲自批示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平反，为原北大校长马寅初平反并安排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大名誉校长。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到了梁思成的问题，他说：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永乐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中国科学院“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的甄别，以及为数学家熊庆来、赵九章，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化学家傅鹰，中国科协原副主席范长江，清华大学刘冰，著名“右派六教授”的平反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或过问、圈阅下得到解决的。
邓小平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1977年到1981年，邓小平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5年，由江青、张春桥策划，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中生有地把明代海瑞不畏强暴、为民除霸、“平冤狱”、迫使乡官退田的剧情，与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诬陷吴晗是“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对抗。1966年初，又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胡说他们是“三家村反党集团”，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硬把《海瑞罢官》与1959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1968年3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叛徒”罪名，将吴晗逮捕、审查。在狱中，吴晗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被迫害致死。吴晗的妻子、女儿也遭受株连，受尽折磨，饮恨而死。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给吴晗尽快做出正确结论。但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并立即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批示：吴晗应该平反。这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结论。吴晗遭受的覆盆之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赵大中，一位普通干部的冤案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赵大中所在的福建省三明地区领导人却下令不准举行悼念活动。赵大中不满，于是就在三明地区闹市区张贴周总理的遗像，以示悼念之情。但遗像很快被人撕了下来。面对这一情况，联想到全国各地的情况，赵大中将一张题为《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贴到了大街上。当天夜晚，地区公安局撕毁了大字报，5月20日，地区公安局和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赵大中。
粉碎“四人帮”后，原三明地委的一些领导人却拖延释放赵大中，不给他平反。1978年4月14日，新华社一份刊物刊登了《福建省三明地区负责人阻挠为被“四人帮”迫害的赵大中彻底平反》一文。这一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4月15日，邓小平作了批示：送福建省委参酌。如反映属实，地、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的典型事件，对地、市委加以清查和整顿呢！
根据邓小平批示的精神，福建省委立即派出调查组赴三明地区就此事作了进一步调查、证实。赵大中等人获得自由后，福建全省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全面检查验收，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18万多件，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