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谈话的重要意义（2）
（二）东北谈话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发展乃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对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和邓小平理论作一番历史考察，就不难发现：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雏型，一个胚芽，后者是前者的生长和放大。在历史转折的前夜，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办法，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种新思路、新原则、新办法，经过充实、发展和概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体。不能说东北谈话涉及了改革开放年代的所有问题，也不能说它已经构筑了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而是说东北谈话初步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在东北谈话中，有很多方面是邓小平十几年
来一直深入思考、不断重申的，如：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反对“左”的错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闯、敢冒，不要怕犯错误；坚持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发扬民主，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头脑，不能永远陷于落后；要实行责任制，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好的领导班子，等等。
此外，东北谈话中那种思想的超前性，那种昂扬和奋发精神，那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负责态度，一直体现在十几年间邓小平的重要谈话中。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与平反冤假错案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邓小平
邓小平指示，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实行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造成冤案遍及中华大地。在全国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中共中央、国务院副部长以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5%。屈死枉死的普通老百姓更是不计其数。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害者及其亲人盼望平反冤假错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真正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实现安定团结。
但是，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此没有积极性。他心里考虑的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果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案子都翻过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呢？再说，这些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平反这些案子，无异于否定毛泽东。
所以，当叶剑英、陈云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华国锋却坚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当邓小平把陶铸叛徒一案的材料交给华国锋时，华国锋认为，陶铸的案子是毛主席过问的，弄得不好会给毛主席丢脸。
当邓小平提出解决彭真冤案的时候，华国锋表示，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问题写过许多批示，如果给彭真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都错了吗？
更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不但阻碍平反冤假错案，还强行推行“两个凡是”。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求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于是，1月21日，写作班子的提纲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字样。在华国锋的指示下，这段话进一步作了概括和文字修饰，变成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大量的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大批的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知识分子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头来。在“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采取抵制的态度。他们对受迫害的老干部的急切呼吁置之不理，把来访者拒之门外。
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三天后，他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明了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在那场席卷中华大地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一生中三次受到不公正待遇、冤假错案的直接受害者邓小平顶着风险出来说话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这些论述，击中了“两个凡是”那些似是而非的依据，极大地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扫清了障碍。
实际上，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开始了对历史冤案的清理工作。根据毛泽东尽快让老干部出来的指示，他协助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1975年3月25日，他在听取徐州铁路局情况汇报时指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
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话指出：“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
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干扰，这项工作没能继续进行下去。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如山的积案，心中装着更大目标的邓小平的心情是十分焦急的。“冤案多得很，不弄清楚影响家属子女。”他指示，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1977年8月13日，邓小平对老舍问题作了如下指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这年12月，当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将申诉信送到他面前时，他又立即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情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对阻碍平反冤假错案的郭玉峰，邓小平认为错误是不小的，应尽早调离中组部。在他和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下，郭玉峰被调离了中组部。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意义。纠正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