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法唐 施燕华 万伯翱（口述）田亮（整理）
有人说邓小平不爱说话，有人说他幽默感十足。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几位曾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生活的同志，为我们讲述他们记忆中的邓小平。
口述者：邓小平的老部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
“可惜他一生也没踏上西藏的土地”
开始接受邓小平同志领导时，我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949年2月改为二野）第一纵队58团政治处主任，他是军区政委。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蒋介石慌了，把进攻延安和山东的部队调来阻击我们。结果两边几十万人都挤在大别山，人太多，转不开，不好开展大规模的战斗。毛主席指示：大别山留一部分人，其他人调出来。小平同志很有担当地说：刘伯承同志年纪大了，就不要再留在这里了，我来坚守。
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就带着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和地方机关离开大别山，由我们一纵20旅掩护。当时，大家说我们是撤退，小平同志的说法不一样：不是撤退，是前进，从大别山向豫西前进。刘伯承在那里打了一些胜仗，站稳了脚跟。
淮海战役后，二野转战西南，解放重庆。本来二野可以早点解放成都，但小平同志显示出高姿态，他说：咱们不要进成都，成都要留给北边一野的十八兵团。他的意思是，兄弟部队辛辛苦苦从西北一路与胡宗南打仗，快打到成都了，应该让他们高兴地进驻成都。
下一步就是解放西藏。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认为西藏问题举世瞩目，一定要和平解放。我军还未进藏，小平同志就专门指示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还从北京和成都调来了藏学专家。他主持起草了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基本上是小平同志“十大政策”的补充和完善。
1980年，中央在征求小平同志意见后，决定派我到西藏担任第一书记。1983年夏天，我到内地休假，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安排我到中央领导同志夏季办公的北戴河休息。到了那里，我就跟中办的同志提出希望见一见老领导小平同志，向他汇报他一直十分关注的西藏问题。见面后，我们就谈起西藏的工作。谈着谈着，他就问我：“路怎么样了？”我以为他指的是正在将青藏公路铺成沥青路的事，就说：“快铺好了，再有一年就完成了。”他说：“不是公路，我问的是（进入拉萨的）铁路走哪里？”我说应该走青藏线。他说青藏线不行，有个盐湖问题。我告诉他铁路已经修过了盐湖，到格尔木了。当时格尔木机场的下面也是盐区，也没什么问题。我又跟他汇报了青藏线与滇藏线相比，桥梁涵洞少，路面又直又平，投资少很多，他就同意说还是修青藏线好。就这样，由小平同志拍板，青藏铁路的建设就这样定下来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青藏
铁路的建设一波三折，2001年才开工，2006年通车。可惜的是，小平同志一生也没踏上西藏的土地。
口述者：邓小平的翻译、原驻卢森堡大使、吴建民夫人施燕华
“他以幽默的语言表明严肃的立场”
我原来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1975年被组织调回来给领导人当翻译。当时，邓小平主持全国工作。一开始，我对他的思路和口音不是很熟悉。经过磨合就能应对自如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既要搞好国内改革，又要搞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1978年他两次出访，先访问了尼泊尔、缅甸，后来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我都跟着去了。为什么选择这几个国家出访？“文革”的时候，我们把有些国家得罪了，比如尼泊尔。当时，红卫兵动员尼泊尔毛主义推翻国王，说那是封建势力。这样一来，尼泊尔政府就认为我们干涉他们的内政，要输出革命，中尼关系一度有点紧张。邓小平访问尼泊尔实际上是去道歉的。他明确地说：那时候我们是极“左”当权，干涉你们的内政，这是我们的错。
对于泰、马、新，主要谈我们与当地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共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但同为共产党，道义上的支持还要继续。这样一来，这些问题都理清了，我们后来跟东盟的关系发展得很好。
邓小平不是一个太爱说话的人。见外宾时，我们通常先到。他来了之后，有时跟大家握手，有时直接坐下来。这时，外交部的主管领导要向他汇报工作。他常说：你们简报上都有了吧？我都看了，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就不用汇报了。不汇报的话，他就坐在那，抽着烟，也不说话，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整个房间鸦雀无声。他是在思考。
在沉默之后的正式会谈中，他往往很幽默。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发表“八一七公报”。此前，双方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过程，吵得很厉害。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对台军售“逐年减少”，达成协议后，邓小平针对协议中美国政府“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明确表示：你们说逐年减少，总不见得一年减1美元吧？！在场的人都笑了。美国人赶紧说：“不会，不会！”邓小平就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
1984年，里根夫妇访华时会见邓小平。里根是中美建交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在职总统。其间，邓小平对里根的夫人南希说：“你这次来时间太短，看的地方太少。中国虽然穷，可看的地方是不少的。你下次再来，撇开总统自己来，把孙子也带来，独立行动，我们不会虐待你。”南希说：“没有，对我们太好了。”邓小平会见外宾时经常开玩笑用“虐待”这样的词，缓和气氛。有一次会见外宾，开始时，外宾有点拘束、紧张。邓小平拿起烟盒，慢慢抽出一支烟点燃，然后把烟倒过来给大家看滤嘴，并说道：“他们迫害我，这是特制的香烟，滤嘴这么长。”屋里顿时充满笑声，双方的交谈就在他的引导下顺利地进行下去。
口述者：邓小平身边的小字辈、万里长子万伯翱
“他让我想起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邓老爷子大约是在1950年。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小学读一年级，校长是卓琳阿姨。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她不仅当校长，还教好几门课。我们小孩子很调皮，经常接受她的教导。
我父亲当时任西南军政工业部副部长（后来升任部长），邓老爷子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我父亲说，当时他向邓小平政委、贺龙司令员汇报工作最为频繁，彼此很熟悉。那会儿，西藏还没解放，还要清理敌特和土匪、恢复被战争摧毁的工业，父母很忙，没时间去接孩子。一到放学时间，学校里总有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留下来，有的还哭鼻子。卓琳阿姨很心疼，给我们擦眼泪。有一次，她就带着我们去看电影。那时候能看场电影可了不得，我们当然很乐意啦，就排着队走进了西南局的一间会议室。
记得正在放影的是高尔基的《童年》。我们都直接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坐了两三排，后头的大沙发上坐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那时候我们还小，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是多大的首长，应该怎样尊敬他们。他们一边给我们发糖一边说：“小朋友们来啦！大家坐，吃糖。看电影不要说话，不要哭。谁上厕所就打报告。”我虽然年纪小，但是能感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1952年，邓老爷子和我父亲调入北京。有一次，我父亲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工作。由于我和邓朴方是重庆人民小学的同学，经常一起玩儿，加上卓琳是我们的校长，所以我父亲把我也带上了。空闲时间，邓老爷子和卓琳带我和邓朴方到海边玩。
来到海边，邓老爷子以熟练的自由泳向大海深处游去。见我没带泳裤，邓老爷子笑着说：“你还是个小娃儿嘛，不穿泳裤也可以游哟，快下来嘛！”我赶紧脱掉衣服，穿着内裤扑进大海。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大海。海水越来越深，越来越凉。他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不要怕！水越多越暖。”但我还是有些害怕。他鼓励我说：“四肢划动起来才暖和呢！先学会换气。”边说边做示范。看到游来游去的朴方，他忙说：“胖子（朴方小名），来教一下你的同学嘛，不要光顾着自己耍。”朴方把一个用汽车内胎做成的黑色救生圈推给我：“我们先学狗刨式吧！”邓老爷子看我认真学起来，便不顾风大浪高向大海深处游去。这让我想起了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就算眼前“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也挡不住邓老爷子的劲头。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个具体的细节勾连起来，就成了宏大的叙事；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件件事汇聚起来，就成了宏大的历史。改革是当代史，是进行时，也是我们的个体命运。这是我们怀念邓小平、回望过去的意义所在，也是今天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砥砺前行的信心之源。
（摘自《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