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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眼中的“邓老爷子”

2017年11月07日09:52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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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法唐 施燕华 万伯翱(口述)田亮(整理)

  有人说邓小平不爱说话,有人说他幽默感十足。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几位曾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生活的同志,为我们讲述他们记忆中的邓小平。

  口述者:邓小平的老部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

  “可惜他一生也没踏上西藏的土地”

  开始接受邓小平同志领导时,我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949年2月改为二野)第一纵队58团政治处主任,他是军区政委。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蒋介石慌了,把进攻延安和山东的部队调来阻击我们。结果两边几十万人都挤在大别山,人太多,转不开,不好开展大规模的战斗。毛主席指示:大别山留一部分人,其他人调出来。小平同志很有担当地说:刘伯承同志年纪大了,就不要再留在这里了,我来坚守。

  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就带着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和地方机关离开大别山,由我们一纵20旅掩护。当时,大家说我们是撤退,小平同志的说法不一样:不是撤退,是前进,从大别山向豫西前进。刘伯承在那里打了一些胜仗,站稳了脚跟。

  淮海战役后,二野转战西南,解放重庆。本来二野可以早点解放成都,但小平同志显示出高姿态,他说:咱们不要进成都,成都要留给北边一野的十八兵团。他的意思是,兄弟部队辛辛苦苦从西北一路与胡宗南打仗,快打到成都了,应该让他们高兴地进驻成都。

  下一步就是解放西藏。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认为西藏问题举世瞩目,一定要和平解放。我军还未进藏,小平同志就专门指示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还从北京和成都调来了藏学专家。他主持起草了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基本上是小平同志“十大政策”的补充和完善。

  1980年,中央在征求小平同志意见后,决定派我到西藏担任第一书记。1983年夏天,我到内地休假,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安排我到中央领导同志夏季办公的北戴河休息。到了那里,我就跟中办的同志提出希望见一见老领导小平同志,向他汇报他一直十分关注的西藏问题。见面后,我们就谈起西藏的工作。谈着谈着,他就问我:“路怎么样了?”我以为他指的是正在将青藏公路铺成沥青路的事,就说:“快铺好了,再有一年就完成了。”他说:“不是公路,我问的是(进入拉萨的)铁路走哪里?”我说应该走青藏线。他说青藏线不行,有个盐湖问题。我告诉他铁路已经修过了盐湖,到格尔木了。当时格尔木机场的下面也是盐区,也没什么问题。我又跟他汇报了青藏线与滇藏线相比,桥梁涵洞少,路面又直又平,投资少很多,他就同意说还是修青藏线好。就这样,由小平同志拍板,青藏铁路的建设就这样定下来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青藏

  铁路的建设一波三折,2001年才开工,2006年通车。可惜的是,小平同志一生也没踏上西藏的土地。

  口述者:邓小平的翻译、原驻卢森堡大使、吴建民夫人施燕华

  “他以幽默的语言表明严肃的立场”

  我原来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1975年被组织调回来给领导人当翻译。当时,邓小平主持全国工作。一开始,我对他的思路和口音不是很熟悉。经过磨合就能应对自如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既要搞好国内改革,又要搞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1978年他两次出访,先访问了尼泊尔、缅甸,后来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我都跟着去了。为什么选择这几个国家出访?“文革”的时候,我们把有些国家得罪了,比如尼泊尔。当时,红卫兵动员尼泊尔毛主义推翻国王,说那是封建势力。这样一来,尼泊尔政府就认为我们干涉他们的内政,要输出革命,中尼关系一度有点紧张。邓小平访问尼泊尔实际上是去道歉的。他明确地说:那时候我们是极“左”当权,干涉你们的内政,这是我们的错。

  对于泰、马、新,主要谈我们与当地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共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但同为共产党,道义上的支持还要继续。这样一来,这些问题都理清了,我们后来跟东盟的关系发展得很好。

  邓小平不是一个太爱说话的人。见外宾时,我们通常先到。他来了之后,有时跟大家握手,有时直接坐下来。这时,外交部的主管领导要向他汇报工作。他常说:你们简报上都有了吧?我都看了,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就不用汇报了。不汇报的话,他就坐在那,抽着烟,也不说话,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整个房间鸦雀无声。他是在思考。

  在沉默之后的正式会谈中,他往往很幽默。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发表“八一七公报”。此前,双方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过程,吵得很厉害。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对台军售“逐年减少”,达成协议后,邓小平针对协议中美国政府“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明确表示:你们说逐年减少,总不见得一年减1美元吧?!在场的人都笑了。美国人赶紧说:“不会,不会!”邓小平就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

  1984年,里根夫妇访华时会见邓小平。里根是中美建交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在职总统。其间,邓小平对里根的夫人南希说:“你这次来时间太短,看的地方太少。中国虽然穷,可看的地方是不少的。你下次再来,撇开总统自己来,把孙子也带来,独立行动,我们不会虐待你。”南希说:“没有,对我们太好了。”邓小平会见外宾时经常开玩笑用“虐待”这样的词,缓和气氛。有一次会见外宾,开始时,外宾有点拘束、紧张。邓小平拿起烟盒,慢慢抽出一支烟点燃,然后把烟倒过来给大家看滤嘴,并说道:“他们迫害我,这是特制的香烟,滤嘴这么长。”屋里顿时充满笑声,双方的交谈就在他的引导下顺利地进行下去。

  口述者:邓小平身边的小字辈、万里长子万伯翱

  “他让我想起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邓老爷子大约是在1950年。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小学读一年级,校长是卓琳阿姨。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她不仅当校长,还教好几门课。我们小孩子很调皮,经常接受她的教导。

  我父亲当时任西南军政工业部副部长(后来升任部长),邓老爷子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我父亲说,当时他向邓小平政委、贺龙司令员汇报工作最为频繁,彼此很熟悉。那会儿,西藏还没解放,还要清理敌特和土匪、恢复被战争摧毁的工业,父母很忙,没时间去接孩子。一到放学时间,学校里总有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留下来,有的还哭鼻子。卓琳阿姨很心疼,给我们擦眼泪。有一次,她就带着我们去看电影。那时候能看场电影可了不得,我们当然很乐意啦,就排着队走进了西南局的一间会议室。

  记得正在放影的是高尔基的《童年》。我们都直接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坐了两三排,后头的大沙发上坐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那时候我们还小,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是多大的首长,应该怎样尊敬他们。他们一边给我们发糖一边说:“小朋友们来啦!大家坐,吃糖。看电影不要说话,不要哭。谁上厕所就打报告。”我虽然年纪小,但是能感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1952年,邓老爷子和我父亲调入北京。有一次,我父亲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工作。由于我和邓朴方是重庆人民小学的同学,经常一起玩儿,加上卓琳是我们的校长,所以我父亲把我也带上了。空闲时间,邓老爷子和卓琳带我和邓朴方到海边玩。

  来到海边,邓老爷子以熟练的自由泳向大海深处游去。见我没带泳裤,邓老爷子笑着说:“你还是个小娃儿嘛,不穿泳裤也可以游哟,快下来嘛!”我赶紧脱掉衣服,穿着内裤扑进大海。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大海。海水越来越深,越来越凉。他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不要怕!水越多越暖。”但我还是有些害怕。他鼓励我说:“四肢划动起来才暖和呢!先学会换气。”边说边做示范。看到游来游去的朴方,他忙说:“胖子(朴方小名),来教一下你的同学嘛,不要光顾着自己耍。”朴方把一个用汽车内胎做成的黑色救生圈推给我:“我们先学狗刨式吧!”邓老爷子看我认真学起来,便不顾风大浪高向大海深处游去。这让我想起了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就算眼前“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也挡不住邓老爷子的劲头。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个具体的细节勾连起来,就成了宏大的叙事;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件件事汇聚起来,就成了宏大的历史。改革是当代史,是进行时,也是我们的个体命运。这是我们怀念邓小平、回望过去的意义所在,也是今天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砥砺前行的信心之源。

  (摘自《环球人物》)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