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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与邓垦

2017年11月01日08:52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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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与胞弟邓垦。

  邓垦,邓小平同志胞弟、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1911年11月出生于广安,2017年10月15日17时01分在深圳逝世,享年106岁。

  邓小平是邓家的长子,邓垦排行老三,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邓垦曾说,他喜欢看小平同志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拍的影集《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这本画册里的邓小平最平实、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时候,他就翻翻这本画册,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前看看“哥哥”。

  “我和哥哥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

  1911年邓垦出生的时候,父亲邓绍昌为他取名邓先修。那时,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后来,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邓垦曾回忆说。邓绍昌晚清之际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在广安县协兴乡教了几年书后,当上了乡团总和县团练的局长。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兴起,邓绍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

  在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因不愿与当地的“乡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挤,其团练局长一职被撤,他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

  邓垦曾回忆:“母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亲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实。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当时,邓家和一个姓刘的地主家,曾有些来往。邓绍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请刘家帮忙。“那时逢年过节不是要写春联吗?刘家地主有文化,能写会画,我们就买了红纸,请他写春联。可这个家伙很坏,写了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把春联撕掉,自己去买红纸重新写。那时他还很小啊,10岁上下的人!”

  哥哥为去法国留学绝食

  1918年,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邓绍昌“避祸”日久,家里举债度日,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两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让小平到重庆。

  邓绍昌的这个决定,影响了邓小平的一生。在当地,邓绍昌也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乡间的落后状况很不满意。他察觉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学洋人之长,他要把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而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但此举遭到淡氏的极力反对,她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我母亲非常疼爱小平。她希望小平长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远离。”邓垦曾回忆,当小平得知母亲反对时,他便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小平离家去重庆时,我只有8岁。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邓小平考上留法预备学校,是自费生。赴法留学的旅费大约300块大洋,学校对自费生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邓绍昌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仍然凑不够钱。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说明邓小平出国后的光明前景,淡家于是拿出钱来资助小平。

  哥哥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

  1920年夏,邓小平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邓小平和一批中国留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这一年,广安家中接到了邓小平的来信。邓垦曾回忆说:“哥哥在法国参加革命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两个爆炸性问题。他是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哟。”第一个“炸弹”是解除“娃娃亲”。邓小平年幼时,邓绍昌和一个唐姓的朋友结了亲家。“哥哥说革命就要解除旧婚约。可在我们当地,解除‘娃娃亲’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邓绍昌硬着头皮找到唐家,说明情况。然而唐家女儿认为,既然“嫁”到邓家,便“生为邓家人,死为邓家鬼”,决不退婚。邓绍昌无奈,便把唐家女儿接到自己家里,当作女儿抚养。半年后,邓绍昌托人说媒,以自家女儿的名义把她嫁出去,陪嫁是600块大洋。

  第二个“炸弹”是关于回家的问题。“哥哥说既然参加革命了,以后就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顾家了。”

  曾在上海登报寻哥哥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此时他与大哥失去联系已有9年,家里再没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线索是:和邓小平一同赴法的“远亲”胡伦,给邓家捎了个信,说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邓绍昌要邓垦到上海后,设法找到哥哥。

  邓垦初到上海,既不会说上海话,又无熟人,人海茫茫,何处寻找。邓垦看报纸,发现报纸每天都有很多“寻人启事”,他灵机一动: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我清楚地记得,1931年5月1日,我在当时小有名气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内容如下: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裴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

  在当年的上海,“寻人启事”正是国民党特务抓共产党人的招数之一。特务们盗用共产党人亲戚的名义登报,等共产党人按地址找过去,自然落入特务的魔爪。国民党特务真注意到了邓垦的“寻人启事”,到他的住址附近打听:有没有四川人在这里读书?其中是不是有个叫邓先修的?邓希贤来找他了吗?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邓垦对哥哥能不能来,毫无把握。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邓垦和几个四川同学在一起聊天,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他戴礼帽,穿长衫,着西裤和皮鞋,看起来像个学者。他一进门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的?”邓垦对来人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个印在我脑海中的面孔,时隔10多年,他的轮廓没变。”邓垦知道是哥哥来了,连忙回答自己就是。邓小平连声说:“好好好,你登了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马上跟我走。”邓小平把邓垦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几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邓垦通过“寻人启事”找到哥哥没几个月,邓小平就离开了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寻人启事”事件在几十年后还给邓垦带来了麻烦。“文革”期间,邓垦被关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问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邓小平的。“我把事实讲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们就是不相信。”没办法,邓垦让他们找来当时的报纸,查到了那则启事,才算了事。

  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

  邓垦和哥哥再次分离后,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兄弟俩才重逢。“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当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相隔14年才见第二面,但这次见面也非常仓促,开完会,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邓垦和邓小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他担任泸州专署专员,只有到北京开会时,才能和大哥小聚。这种聚少离多的状况,直到“文革”后才好转。邓垦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没见了,小平让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个月。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讲话,性格是内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讲话都很少。这和他年轻时大不一样了。他年轻时很活跃,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志都知道,他爱讲爱笑,被称为‘小钢炮’。后来性格慢慢就变了,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多,看样子是担子重了。据说是到了华北129师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80年7月,邓小平陪外宾去广西,回京途中在武汉停留,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邓垦住在东湖招待所。“那次,他还专门到我家来过一次,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又带了几个广西的芋头给我。”

  2004年,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邓垦回到了家乡广安,回到了“邓家老院子”。见物生情,邓垦感慨道:“小平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啊!”

  (综合湖北日报客户端、《环球人物》)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