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真理标准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
率先冲破“禁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拨乱反正，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重要任务。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的日益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
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等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然而，当时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对于“四人帮”的流毒很广的反动文章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口号，设下层层禁区不准批判，使揭批查运动难以深入开展，拨乱反正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宣传口负责人汇报后提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思想。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意图和实质，就是打着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地位的旗号，坚持和延续“左”倾错误，禁锢人们的思想。华国锋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准备让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这年的3月，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他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候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进而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概念，把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和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思想理论界随之开始出现了一些突破“两个凡是”的文章。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党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华国锋在会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两个凡是”。对此，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再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月12日，华国锋在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然为“文化大革命”高唱赞歌，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邓小平针锋相对，他在8月18日作的大会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这次大会，“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虽然没有得到纠正，但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声终于汇成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浪潮。
“真理标准大讨论”明确而有力的支持者
1977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形势的发展逐渐提出了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问题。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建议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将他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加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参加研讨修改，最后文章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经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反对的，有支持的。然而，最先引来的是责难。5月17日，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了这篇文章和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他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紧接着，中央主要负责人也指示要慎重处理，要求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