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邓小平同志筹划并亲自命名、组建、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6月12日在上海成立。“西南服务团”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随“西南服务团”进军入川，亲身经历了“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和培训，目睹了小平同志的风采，聆听了小平同志的教诲，从事了接管、征粮、减租、反霸等工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
1949年春夏之交，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迅即解放的华东地区已安置了不少干部。第二野战军一批由老区带来的干部因解放福建所需，支援了三野。其时，二野为进军西南所急需的随军干部尚未落实。因此，利用京、沪、苏南等地人才荟萃的优势，吸收一部分大学、中学的学生和专业科技人员，组成随军干部队伍进入西南，便成了时任二野政委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构想。
以往，解放一地后的随军人员与后方对前方部队的支援统称“支前”，即支援前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对从事新解放区的接管，以及负责党、政等一系列工作的随军干部队伍便有了如“平津南下工作团”“晋绥南下工作团”“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等。小平同志在确定随军到西南这支队伍的名称时颇费心血：过去的“南下”，有两层含意，一是干部来源于“南”，二是由“北”到“南”去。至于“工作团”亦未能直击“服务”本质及使命的长期性。小平同志亲自命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确提出干部所要去的地区是“西南”；明确了此去的种种工作都离不开“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而且这样的“服务”是长期的、终生的。
小平同志安排这支队伍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直接而具体地了解到“西南服务团”的种种情况。此事确定后，他下令将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老干部召回南京，全建制编入“西南服务团”作为基干，并决定先在上海打开局面成立第一团。1949年6月12日，由小平同志亲自命名并审定《简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南京团、苏南团、皖南分团亦于6月30日、7月12日、8月4日先后宣告成立。
1949年4月23日，在以小平同志为首的渡江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当时刚解放的南京和上海面临无数难题亟待解决。而“西南服务团”从构思、请示、筹划到正式在上海组建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由此既可看出小平同志对“西南服务团”是情之所系，又能看出他抓大事的果断与迅猛，其讲求效率的工作作风堪称楷模。
为了首先在上海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小平同志亲赴上海，在华东局会议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员、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大力支持。陈毅还和粟裕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了动员大会，号召全市300多所学校和50多个行业、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的行列。小平同志又特派华东支前副司令员曹荻秋在大夏大学成立“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部”，公开招生并负责安置和接待。自此，组织、宣传和后勤等工作全部到位，上海掀起“到西南去”的参军热潮。
小平同志说：“‘西南服务团’对整个大西南的接管与建设举足轻重。”在进军前夕，小平同志一方面命令三兵团司令部与“西南服务团”一团（上海组建）一起编入第五梯队行军系列以利照应；另一方面，安排“西南服务团”随二野战斗部队同步进军。
“西南服务团”共1.7万人，是由上海、南京、苏南、安徽等地万余名大、中学生配以精选的6000余名老区干部组成。“西南服务团”汇聚南京学习期间，正是二野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全军为大战前作各种紧张准备之时。小平同志在百忙中不仅抽时间为他组建的干部队伍审定学习方案，1949年7月28日，他和刘伯承司令员还一起出席了由二野政治部隆重举行的“西南服务团南京团开学暨欢迎上海团大会”。此后，小平同志还在百忙中先后4次为“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上理论辅导课和作形势报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原中央大学草坪上所作《论实事求是》的演讲。
（二）
由小平同志亲自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上海一团）”经过报名、地下党推荐、筛选后的3000余名同志，于1949年7月24日下午离开上海，乘闷罐火车到达南京集中培训，并在8月2日全体换上了军装。我们的军帽上闪烁着“八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左胸上的布证所不同的是下面加了一排“西南服务团”字样。在南京集训期间，我们有幸数次亲睹邓小平的风采。此事缘于他在日理万机中，于1949年9月6日、9月20日、9月21日、9月22日4次专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这之前，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宋任穷等同志都给我们作过报告。小平同志作报告刻意选择在我们向西南进军的前夕。
首次听小平同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学习辅导报告，是1949年9月6日晚上7时左右，地点在原国民大会堂。我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邓政委说一口四川话，说话时配以各种手势。他的话很好懂，说的每一句我们都听得十分明白、清楚。特别使我钦佩的是，他把‘论人民民主专政’从理论上剖析得那么深刻、生动。”
老战友傅真同志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驰骋战场，战功显赫，叱咤风云，威震中外。同志们都想目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当他来到会场时，没有森严的警卫，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身着整洁的土布军装，脚穿布鞋，腰扎皮带，一切都显得那样平常，平常得跟普通战士完全一样，大家的心情由惊奇转为崇敬。他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讲话生动、风趣，铿锵有力……”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他要我们认清敌友，站在人民的立场，正确理解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他说革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务必要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革命者！
1949年9月21日，小平同志在南京原中央大学广场上的演讲，使我们与小平同志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小平同志站在广场中央，一张普通的课桌上放着茶杯，课桌上方临时吊了一个电灯泡。报告定在晚上7时，各中队都提前吃了晚饭整队向中央大学进发。这次大家席地围坐在小平同志四周，我们二中队在他的右侧。小平同志穿一件白衬衣，依然用四川话向我们娓娓道来。报告的主题是《论实事求是》。
我在1987年6月所写的《此生最难忘》一文中，引用了当时的日记——
“草坪上坐满了‘西南服务团’全体战士，约数千人。邓政委连续数小时的报告实是一场精彩的演讲。他没有什么稿子，按照逻辑顺序逐个讲来，大家都听得入了神。邓政委说，老实就是实事求是。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说，你们年轻人参加革命是为革命补充了血液，但是年轻人应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年轻人的思想才能获得解放。他说，我们应实事求是认识党员，因为党员既然来自社会，就不能脱离实际地认为他们都是完人。但作为党的组织，是坚强的，是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邓政委列举了许多例子，反复阐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怎样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应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有知识就高明，应该承认自己缺乏实践经验。
草坪上凝结起无数露珠，星光在秋天的夜空中闪烁，已经有一丝凉意了。而邓政委一直站在一个临时摆放的桌子前，不时挥动手臂对我们讲话。”
小平同志所作《论实事求是》的著名报告，其精髓是：办实事，讲实话；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我们办任何事都要根据实情出发，决不可自以为是想当然。总而言之，做老实人，做老实事，不会吃亏；吃亏的根源就是不老实。小平同志的谆谆教导奠定了我们“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从事革命事业和做人的坚实基础。
（三）
1949年10月1日深夜，我们和二野前委机关一起，在建国礼炮声中悄然离开南京，踏上挺进大西南的征途。当部队行军到达湖南常德时，小平同志在向“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作形势和新区政策报告时，再一次分析我们面临的困难，强调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他说：“城乡政权要我们去建立，残破的城乡经济要我们去恢复。总之，开辟接管这场斗争极其复杂艰巨。”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全面开始。“西南服务团”各支队按接管地区随各兵团前进。11月9日，我方先头部队解放了四川第一个县城秀山后，小平同志视察了由“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建立的第一个县人民政权，并部署立即开展征粮，以供随后入川过境的大部队之需。11月11日，小平同志在率前委机关进驻川东南酉阳县城后，立即接见“西南服务团”酉阳中队和涪陵支队负责人，向他们宣布：“支队不要去涪陵了，大股土匪要暴动，你们就在酉阳建立专区，尽快投入剿匪征粮工作。”邓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的当机立断，使半月后在当地5万多名武装土匪的暴乱中，“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免遭更大损失。
1949年12月3日，我们在向酉阳进发的公路上，见到了乘坐吉普车的小平同志。他探出身来向行进中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问好，并且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重庆解放了！”我们闻之纷纷把军帽抛向空中，欢呼雀跃，然后唱起了《到西南去》和《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
此时，我们已经经历了整整两个月数千里行军的考验。同志们打着绑腿、背着背包和三四公斤米粮，由最初的日行20公里、35公里到50余公里，脚走肿了，还打起了水泡，但是没有人掉队。有的同志主动把十分虚弱的战友的背包加在自己身上，搀扶着前进。过苗族聚居区时，因在当地盐是宝贝，我们用盐与当地苗族同胞交换粮食。看到一些地方老百姓的孩子冻得发抖，我们打开背包将自己并不多的衣服送给他们……
经过号称“小长征”的3500公里行军，“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依次到达四川、重庆、西康、贵州、云南后，即被分配到城乡从事接管、征粮、减租、退押、反霸和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为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最初建立和日后的经济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冰）
（摘自《德阳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