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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38)

武市红  高屹

2017年10月12日09:03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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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

1952年开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高考招生制度,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殆尽。“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亲自拍板定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使受尽摧残的教育最早送走寒冬,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文革”造成高考制度严重扭曲,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滑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52年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一直沿用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此外还包括其他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这种办法基本上符合当时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需要,所录取学生的政治、学业质量都是比较好的。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的灾难降临在中国大地的时候,各项事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教育战线也在劫难逃。1966年6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认为建国以后17年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7月24日,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从该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1966年起,实施多年的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停止下来。各级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校陷入瘫痪状态。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操纵和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即是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

在“两个估计”的破坏下,教育战线推行了一套极“左”的政策,在大学招生制度的改变上尤为突出。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招生办法提出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规定大学学制暂以2或3年试行,进修班为1年左右。

这种招生办法,一方面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另一方面为“走后门”上大学大开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1972年,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学员毕业后,80%达不到过去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文化程度。

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但是他的意见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施行。大批学习成绩优异的青年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白卷英雄”却显赫一时。

“八八讲话”一锤定音:“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邓小平对教育的状况十分焦虑。他痛心疾首地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7年7月,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教育,直接领导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中,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学招生制度问题。

1977年6月至7月间,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招生会议。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和摧残,批判了他们在招生工作中鼓吹“白卷英雄”等种种谬论,对招生工作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会上确定的高校招生意见,主要有两点显著的改进:一个是强调要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这本身就是对“群众推荐”的一种否定;另一个是提出要招收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举步维艰。当时,高等教育领域仍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阴霾之中,所以招生办法依然沿用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许多人对其中“群众推荐”的办法很不满意,强烈呼吁今年就应该改变招生制度。他们认为“群众推荐”的弊病很多,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必须彻底改变。

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共商大计。

会场排成环形。每天上午和下午讨论。从8月4日到8日,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他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中午稍事休息,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开。他认真倾听专家们谈论教育令人焦虑的现状,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插话。

8月4日,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会议的目的作了说明。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抓科学和教育入手,并提出对教育的希望:能不能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二十年见大效?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在他的启发下,大家踊跃发言,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

讨论会上,高校招生问题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大家纷纷陈述现行招生办法的弊端,认为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的主要原因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为了早出人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主张立即恢复高考。

在会上有人列举了现行招生制度的4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爱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一些人不是靠考分,而是靠“权”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四、严重影响了教师和中小学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发言的过程中,在座的科学家、教育家一致建议国务院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最后一天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八八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对17年教育战线的工作,对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谈到教育制度时,邓小平态度十分明确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闻听此言,科学家、教育家们感慨万端、激动不已,大家重新看到了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希望。

(未完待续)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