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2）
华国锋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点名公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要求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并且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
为了论证批邓的“必要”，他甚至还把邓小平的问题同“四人帮”余党的反革命翻案联系在一起。他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方针，受到了各种抵制和反对。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时，华国锋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但是，陈云、王震与此唱反调。
陈云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中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总理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慷慨陈词：“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虽然不让在简报上刊登，但是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
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做出一点让步，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他所谓的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有条件的。华国锋让汪东兴、李鑫去看邓小平，要他在出来之前写个说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为了从理论上驳斥“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第一，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坚持实事求是。
1977年4月，邓小平在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邓小平强调，我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在党内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在当时，有如石破天惊。它把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和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为人们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指导了当时的拨乱反正工作。
经过9个月的拖延，邓小平的职务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恢复。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华国锋在会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两个凡是”。
“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并未因此噤若寒蝉。他在会上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没有私心杂念的邓小平，针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全会闭幕时，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为例子，阐释了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经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错案终于得到了纠正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在与会代表们的强烈呼吁下，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当天，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北京市委的行动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错案终于得到了纠正。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