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隔绝”的邓小平被诬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2）
4月5日清晨，当广大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花圈、花篮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毁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看守花圈的战友被抓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恐怖气氛笼罩着天安门广场时，人民群众被激怒了。几十万名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并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三项要求，但没有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一辆轿车。15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一辆面包车、两辆吉普车。17时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
4月5日18时25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放，反复广播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的讲话：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广播吴德的讲话后，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21时35分，广场的照明灯全部打开，整个广场灯火通明。在吴德的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赤手空拳的群众进行殴打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集中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根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泽东还提议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后一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之后，全国各地进行政治表态，组织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和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并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实际是一次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鲜明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这场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也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和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了历史的前提。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大冤案。
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需要出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然而，华国锋等人坚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提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8日前后，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两个强烈的呼声跃然纸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这两个要求，有着深刻的含义：前者反映了要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后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然而，正是在这两个颇具象征性的问题上，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了严重阻力。
这两个要求，都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如何看待“晚年毛泽东”。
1977年1月，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的李鑫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言下之意是指把矛头对着毛泽东。
对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为了应付这一挑战，他抬出了毛主席，制造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亲自召集文件起草人，向他们系统地讲了会议报告的想法。对内容和结构作了部署，中心意思就是按“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叶剑英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但是华国锋拒绝接受这些意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