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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35)

武市红 高屹

2017年09月29日09:43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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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要整顿(2)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国务院政研室开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国庆执行会的名单。学部有21人出席,包括专家学者18人,领导干部3人。此举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国庆招待会体现了安定团结的方针,体现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学部政工组将出席执行会的有关学者的反映整理成简报,胡乔木看后感到有代表性,即报邓小平并建议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下了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一批语,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这场争夺理论宣传阵地的斗争中,最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地点到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了理论宣传和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这样,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并逐渐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效果:

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达到4504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74年增长1.4%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增长15.1%。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加185亿斤,钢铁产量达到2390万吨,比上年增加了278万吨;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86746万吨公里,比上年增加了9773万吨公里;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

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

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的武斗受到抵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实行的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使长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

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

——邓小平

“与世隔绝”的邓小平被诬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违反事实,违背真理,因而很不得人心。尽管表面上沸沸扬扬,喧嚣一时,实际上却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人们切身体验到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切身体验到“四人帮”的那套祸国殃民活动的危害性,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逝世,全中国沉浸在极大悲哀之中。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

1月9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11日,姚文元蛮横地改变了《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成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为此,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要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

14日,周恩来追悼会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文章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这一天,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寄托哀思。

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前的6天中,新华社总共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而在报道人民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消息时,姚文元把原报道中有关首都百万人民泪洒长安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的情景描写砍得干干净净。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孔丘之忧》一文,影射周恩来,并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诬蔑为“哭丧妇”。

3月2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的新闻报道中说什么“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慨。从南京的雨花台,到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花圈如山。人民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与事件毫无关系。

“四人帮”和爪牙们捞不到材料,就想从邓小平的亲属身上打主意。姚文元派记者到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调查,要记者通过“内线”,搞所谓深层情况。竭力要说明,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

4月4日,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打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此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有关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紧急会议。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都说相信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一伙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至2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惨遭洗劫。北京市卫戍区和市汽车运输公司奉命发动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做“罪证”。

(未完待续)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