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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31)

武市红 高屹

2017年09月22日14:15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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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战线是整顿的重点

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穿南北,铁路的整顿立即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一谈问题,就是铁路运输影响,似乎一切问题都是由于铁路运输造成的,一切罪过都是铁路的。”邓小平在3月下旬国务院的全体会议上对各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在铁路上去了,你们怎么办?”

3月下旬的国务院会议,是专门检查研究中央九号文件的贯彻情况。在听取了铁道部部长万里的情况介绍后,会议明确指出:中央九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这样,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业迅速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随着整顿的开展,全

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原煤、化肥、水泥、发电量、内燃机、铁路货运量都呈迅速增长的趋势。1—4月,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在交通、能源状况得到改善后,邓小平认为解决钢铁工业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5月8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实际上是总结推广铁路部门和徐州的经验,以“铁”促“钢”,对冶金部门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要着手大力解决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问题。因为,1—4月,钢产量与计划要求相比,累计欠产195万吨,相比之下,钢铁工业问题越来越显突出。会上,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家大型钢厂受到严厉批评。这四家钢厂由于领导班子不团结,少数人闹派性,严重挫伤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四厂欠产约占全国欠产量的一半。

李先念在会上讲话时说:“毛主席提出安定团结的指示快一年了,为什么你那里还有派性,政策不落实?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看关键在领导,少数人在捣乱,工人在着急,但那里的领导却软弱无力,不敢碰。”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看现在这样搞,现代化没有希望。希望这次会后能确实解决问题。钢铁工业再不赶上去不行了。钢铁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业机械化、国防建设、基本建设,统统都谈不上。”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他又到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

条重要指示,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同时,他还初步总结了整顿工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方针:

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必须坚决同派性做斗争。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

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有力地推动钢铁工业的整顿工作。

在会议召开期间的5月22日,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指出了钢铁工业上不去的现状,分析了钢铁工业上得慢的原因,提出了把钢铁工业迅速搞上去的六点意见:

一、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二、加强各级党委对钢铁工业的一元化领

导。

三、坚决采取措施,整顿那些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使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

四、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五、落实生产建设中的具体措施。六、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批转了冶金部这一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欠佳的事实,指令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指出:只要领导认真抓了,欠产

多的几个钢铁企业,也会迅速改变面貌。

这次会议以后,工交部门的整顿迅速向前深入发展,全面整顿的浪潮开始形成。6月底,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7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此期间,伴随着全面整顿工作的初步开展,在政治局内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一场新的政治较量。

1975年,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全国开始了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姚文元、张春桥以学习理论为名相继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和“全面专政”的谬论。并别有用心地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口号,大肆进行宣传,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特别是邓小平。

对“四人帮”的挑衅和干扰,邓小平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他就张春桥、江青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主席请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随后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接着,毛泽东又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和搞“反经验主义”的活动提出了严厉批评,反复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和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了“四人帮”自1973年底以来多次违背主席指示另搞一套;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对江青等人所谓会议是对他们“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明确指出:你们的问题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都难讲。当时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发言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严肃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对长期以来骄横跋扈的“四人帮”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们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邓小平等在政治局内与“四人帮”一伙进行的这场政治较量,挫败了“四人帮”借学习理论煽动反经验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整顿工作的初步开展,为全面整顿打开了通路。

在此期间,邓小平还采取有力措施,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

(未完待续)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