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解放战争的史册，当时身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指挥中原作战中，统观战略全局，既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又从中原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屡建战功。他和刘伯承、陈毅、粟裕等战友密切合作，组织指挥了整个中原的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为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
在1947年新年到来之际，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全体将士取得了巨金鱼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在南京坐立不安，急派陈诚到徐州、郑州部署所谓的“鲁西南会战”，调集53个旅30余万人，分别由陇海路的徐（州）海（州）段、津浦路的徐（州）济（南）段与胶济路中段，向鲁南进攻。并调王敬之集团到徐州地区，以增强其鲁南作战的力量，妄图击败华东野战军，进而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
1947年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部署，其战略意图是：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以调动山东和陕北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5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适应战略进攻后的需要，决定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6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豫北鹤壁石林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20日，刘伯承、邓小平向部队下达《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战略进攻的报告。经过动员，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涨，充满了必胜的信心。30日晚9时，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在张秋镇至临濮集间300余华里的黄河面上，分8个渡口同时行动，采取攻敌一点，吸敌来援，打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乘敌援军主力尚未到达之际，先后解放了郓城、曹县、定陶等县城。尔后，分别对大营集、独山集、羊山集之敌发动攻势。经过28天的激战，歼敌4个整编师、9个半旅，约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872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击落飞机两架，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艰苦跋涉，千里跃进大别山
鲁西南战役后，蒋介石为了堵住南线上的这一缺口，从山东、陕北等地调动7个整编师17个旅的兵力迅速开往鲁西南。此时，鲁西南一带阴雨连绵，黄河水猛涨。国民党扬言要决黄河大堤，企图放水淹没解放军于黄河以南。面对以上情况，刘邓首长果断决定：部队停止原定半个月的休整，立即行动，向大别山跃进。
解放军挺进大别山之前，邓小平、刘伯承召集各纵队军政首长研究这次行动计划。邓小平指着墙上的军事地图说：“由于一年来我军在内线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60个旅、45万人，陕北15个旅、14万人。正像刘司令员讲的，敌人搞‘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联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刘伯承接着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他的生动形象比喻，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起来。邓小平又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刘伯承强调：“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低估……”
邓小平接下去说：“革命就是困难的事。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有3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争取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8月7日夜，刘邓率部离开鲁西南向南进军。此行动敌人毫无察觉。蒋介石错误地认为，刘邓大军经过一个月连续作战，消耗甚大，疲惫不堪，短时间内难以再战。于是他坐镇开封，部署30个旅，兵分5路向刘邓大军合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刘邓大军已进入了黄泛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计谋，在鲁西南扑了空。
刘邓大军分兵3路，历经21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行程1000余里，横跨陇海线，涉过黄泛区、涡河、颍河、洪河，到达汝河北岸时，蒋介石再次派重兵前阻后追，企图寻找机会围歼。面对强敌，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在敌军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强渡汝河抢渡淮河。刘邓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举粉碎敌人数10万大军的围攻。3路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并解放了固始、光山、潢川、商城等11座县城。8月3l日，邓小平在向部队作报告时，激动地挥动双臂宣告：“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
坚持反“围剿”作战，力争战场主动权
1947年9月初，尾追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23个旅先后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兵分4路向刘邓大军猛扑过来，企图乘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或赶出大别山。针对国民党的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大别山周围敌人的兵力状况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最后决定：集中兵力狠狠打击河风集、中铺地区的国民党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到9月底，先后解放了23座县城，初步打开了局面。10月初，国民党军加大对大别山解放军的围攻。刘邓率主力转向鄂东、皖西进行机动作战，寻找战机歼灭敌人。10月27日，刘邓命令主力部队对进入高山铺之敌发起总攻，歼敌1.2万余人。11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务会议”，对如何围歼刘邓大军又作出新的部署。根据大别山的恶劣环境，刘邓首长决定主力部队分遣行动，实行战略再展开。这样，作战指挥部必须分成两部分，分别指挥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
邓小平认为，主力部队分遣桐柏、江汉、淮西后，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七八万人。而敌人的兵力达33个旅、30万人，在敌众我寡、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将会越来越艰苦，处境也会越来越危险。因此，邓小平极力坚持让刘伯承等人率后方指挥部转移到淮西，而自己则率前方指挥部留在大别山，全力指挥大别山的反“围剿”斗争。他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这样说：“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
邓小平对敌人围攻大别山的特点作了精辟分析，认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根据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一时难以寻找战机的情况，邓小平强调部队要主动分散寻找敌人的弱点，采取多种形式拒敌、疲敌，打击敌人的弱点，决不与敌人拼消耗。在邓小平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1.3万余人，收复了太湖、英山、金寨等10余座县城，取得了大别山内线作战的初步胜利。刘伯承指挥的外线部队向江汉、桐柏、淮西地区展开了战略再展开。陈粟、陈谢两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2月13日发起平汉、陇海破击战，先后攻克豫南、豫东23座县城。这标志着刘邓、陈粟、陈谢3支大军在江、淮、河、汉广大地区站稳了脚跟，胜利实现了中共中央挺进中原，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对此，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1948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中原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对留在大别山区的军区和地方武装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游击战术要求：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以分耗集，以集灭分，声东击西，攻敌不备；察明敌情，研究规律，捕灭弱敌，防逃断援等等。2月24日，刘邓前后方指挥部及中原局会合，主力转出大别山在淮西休整补充。4月10日，部队越过平汉路，进入豫陕鄂解放区。20日，邓小平与刘伯承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建议中共中央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来中原局担任领导职务，同时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加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的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成立，对加强党的领导，统一指挥中原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重大作用。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共歼敌20万多人。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防御体系被粉碎，解放军完全掌握了中原战场的主动权。中原战局的胜利发展，预示着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石维行）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