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邓政委，是1949年7月。当时，我正在中央大学读书，临近毕业，南京解放了，第二野战军率先进城，大家欢庆解放的同时，踊跃参军。不到一周时间，南京各大学参军的学生就有800多人，野战军政治部成立了一个文艺新闻大队，这是二野最早的一支知识分子队伍。邓政委非常重视，不久就接见我们，并给我们作《过三关》的报告。
听报告时，我们席地而坐，邓政委站在一个小方桌前，讲了三个小时。没有扩音器，他嗓音洪亮，讲的是四川话。
他穿的和我们一样，都是草绿布军装、布鞋，没扎皮带，没打绑腿，平易近人的样子，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说，知识分子参军，是爱国的表现，值得欢迎，但并非百事大吉，还有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首先就要过“三关”，三关并不好过，所以事先必须打强心针。哪三关呢？就是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
他的报告，对我们这些文艺新兵，终身受用。后来我们进军西南，一个中队奉命接管了大竹县的政权，征粮剿匪，就有投敌叛变的，个别人甚至当上地主女婿，带着地主武装来打我们，这些人都过不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关。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好样的。我们分到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几十年来，披肝沥胆，与共和国同甘共苦，都是合格的过关战士。
第二次见邓政委，是那次报告的两个月之后，当时他在台下看戏，我在台上演戏。他坐在前排，我一眼观定。有他看戏，我演得格外卖力。
当时，第三野战军渡江来到南京，稍作休整后，要去华东追击残匪，并蓄积力量，解放上海。作为主人的邓政委，自然热情接待，嘱办一台晚会。除传统的秧歌剧、对口唱外，还要有点新东西。指示传达下来，作为编导的我，理解新东西就是创作。创作什么呢，时间这么短，想到自己参军时，学生公社组织过一台欢送晚会，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话剧叫《黎明》。演一个同学为反抗校内外特务镇压学生运动，组织游行示威，罢课请愿，直到捣毁总统府，并敲锣打鼓，迎接解放。这是实际生活的写照，记得在校演出时掌声不断。我想，曾经受人欢迎的东西，再演一次，效果不会差吧。
这个想法错了。这次演出竟无人鼓掌，演毕也鸦雀无声。我看到邓政委偶尔和一旁的宣传部部长交谈，似在点评，心里忐忑不安。
演出结束后，队长在队前讲话，谈到这次演出，说邓政委批评了，只有五个字：非现实主义。这下把我搞懵了，毛病出在哪里不知道，闷了几天。队长找我交心，说话剧艺术上无可指责，表现青年追求光明也是好主题。内容就不行了，过多写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忽视了群众和集体力量，这哪里符合历史的真实？对剧中人物，作者过于偏爱，把他身上的狷傲狂放也当作优点去表现。那天看戏的解放军指战员，多是工农子弟，参军前都有一本血泪账，他们是抱着复仇的情绪来打仗的，哪可能欣赏这些温情脉脉的东西。不比你们在学校演出，都是学生，生活熟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受到欢迎是可以理解的。邓政委在会下还有两句话，他极通俗地解释了现实主义，说，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就是现实主义，一切不利于革命的就是非现实主义。
这话使我沉寂了好一阵子，直到文艺整风，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脑筋才通泰起来。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试想，一个作者，不考虑观众的口味和他们的接受程度，闭门造车，作者能受欢迎吗？不研究主题思想对革命是否有利，这样的演出，能符合现实主义要求吗？惭愧啊！真正想通了，反而感激起自己的启蒙老师来。在我刚刚跨进革命队伍，刚刚从事文艺工作，刚刚迈出第一个错步，就有老师提醒，这老师就是邓政委啊！
再说第三次见邓政委，那是隔了一年之后，进军到了西南，我由部队调到重庆市文联工作。那时文联筹委会正准备召开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白戈说，请邓政委到会讲下话吧，至少也得题个词呀。这事我去办的，一天电话来，叫去取件，我奉命去了。到了办公室门前，我大声喊报告，邓政委正在室内踱步。见到我，喊我进去，问是文联来的同志吗？我说是的，他就递给我一卷宣纸，说，白戈同志要我去讲几句话，我看不必了，工作忙，分不开身，就题个词，要讲的话都在里头了。回去跟白戈同志说，问他好，把会开好。
我拿回宣纸，立刻裱了起来，挂到大会主席台前，上面写的是：“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需要更多的与他们有切身联系的，为他们所乐见乐闻的作品。”这题词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说明西南局第一书记正关心着我们的大会。会议进行了五天，邓政委题词无疑是大会的指导思想。会后，300多名代表打起铺盖卷，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体验生活了。
后来，西南行政大区撤销，邓政委调去北京，重庆人难见到他了。虽然报纸上常有他的消息，但毕竟不是见到本人。这份想念持续了30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我有幸在重庆再次见到他。
那天，我到文化宫去办事，刚到门口，看到七八个人聚在那里，仰头看着大门上的题字。我见其中一人，面貌好熟，他不就是邓政委么？他和过去不一样了，不穿军装，穿中山服。一块儿站着的是市里的几位负责同志。这情形我明白了，门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字，是邓政委当年在重庆工作时题写的。只听市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您这次复出工作，我们充满信心，整个大门都重新修饰过了，题字也都刷金……”谁知，邓政委态度严肃，指着他们说：“唉，唉，你们这些人啦，就是爱搞这些灯，爱搞这些灯。”说完，沉下脸，转身走了。
他的乡音未改，一口地道四川话，“灯”字更是土话，相当于普通话的“名堂”。他的话似未说完，意思全到。特别这个“灯”字用在这里，含义丰富而凝练。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过邓政委了。（汀泗）
（摘自《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