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

四见邓政委

2017年09月13日08:00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第一次见到邓政委,是1949年7月。当时,我正在中央大学读书,临近毕业,南京解放了,第二野战军率先进城,大家欢庆解放的同时,踊跃参军。不到一周时间,南京各大学参军的学生就有800多人,野战军政治部成立了一个文艺新闻大队,这是二野最早的一支知识分子队伍。邓政委非常重视,不久就接见我们,并给我们作《过三关》的报告。

听报告时,我们席地而坐,邓政委站在一个小方桌前,讲了三个小时。没有扩音器,他嗓音洪亮,讲的是四川话。

他穿的和我们一样,都是草绿布军装、布鞋,没扎皮带,没打绑腿,平易近人的样子,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说,知识分子参军,是爱国的表现,值得欢迎,但并非百事大吉,还有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首先就要过“三关”,三关并不好过,所以事先必须打强心针。哪三关呢?就是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

他的报告,对我们这些文艺新兵,终身受用。后来我们进军西南,一个中队奉命接管了大竹县的政权,征粮剿匪,就有投敌叛变的,个别人甚至当上地主女婿,带着地主武装来打我们,这些人都过不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关。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好样的。我们分到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几十年来,披肝沥胆,与共和国同甘共苦,都是合格的过关战士。

第二次见邓政委,是那次报告的两个月之后,当时他在台下看戏,我在台上演戏。他坐在前排,我一眼观定。有他看戏,我演得格外卖力。

当时,第三野战军渡江来到南京,稍作休整后,要去华东追击残匪,并蓄积力量,解放上海。作为主人的邓政委,自然热情接待,嘱办一台晚会。除传统的秧歌剧、对口唱外,还要有点新东西。指示传达下来,作为编导的我,理解新东西就是创作。创作什么呢,时间这么短,想到自己参军时,学生公社组织过一台欢送晚会,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话剧叫《黎明》。演一个同学为反抗校内外特务镇压学生运动,组织游行示威,罢课请愿,直到捣毁总统府,并敲锣打鼓,迎接解放。这是实际生活的写照,记得在校演出时掌声不断。我想,曾经受人欢迎的东西,再演一次,效果不会差吧。

这个想法错了。这次演出竟无人鼓掌,演毕也鸦雀无声。我看到邓政委偶尔和一旁的宣传部部长交谈,似在点评,心里忐忑不安。

演出结束后,队长在队前讲话,谈到这次演出,说邓政委批评了,只有五个字:非现实主义。这下把我搞懵了,毛病出在哪里不知道,闷了几天。队长找我交心,说话剧艺术上无可指责,表现青年追求光明也是好主题。内容就不行了,过多写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忽视了群众和集体力量,这哪里符合历史的真实?对剧中人物,作者过于偏爱,把他身上的狷傲狂放也当作优点去表现。那天看戏的解放军指战员,多是工农子弟,参军前都有一本血泪账,他们是抱着复仇的情绪来打仗的,哪可能欣赏这些温情脉脉的东西。不比你们在学校演出,都是学生,生活熟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受到欢迎是可以理解的。邓政委在会下还有两句话,他极通俗地解释了现实主义,说,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就是现实主义,一切不利于革命的就是非现实主义。

这话使我沉寂了好一阵子,直到文艺整风,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脑筋才通泰起来。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试想,一个作者,不考虑观众的口味和他们的接受程度,闭门造车,作者能受欢迎吗?不研究主题思想对革命是否有利,这样的演出,能符合现实主义要求吗?惭愧啊!真正想通了,反而感激起自己的启蒙老师来。在我刚刚跨进革命队伍,刚刚从事文艺工作,刚刚迈出第一个错步,就有老师提醒,这老师就是邓政委啊!

再说第三次见邓政委,那是隔了一年之后,进军到了西南,我由部队调到重庆市文联工作。那时文联筹委会正准备召开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白戈说,请邓政委到会讲下话吧,至少也得题个词呀。这事我去办的,一天电话来,叫去取件,我奉命去了。到了办公室门前,我大声喊报告,邓政委正在室内踱步。见到我,喊我进去,问是文联来的同志吗?我说是的,他就递给我一卷宣纸,说,白戈同志要我去讲几句话,我看不必了,工作忙,分不开身,就题个词,要讲的话都在里头了。回去跟白戈同志说,问他好,把会开好。

我拿回宣纸,立刻裱了起来,挂到大会主席台前,上面写的是:“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需要更多的与他们有切身联系的,为他们所乐见乐闻的作品。”这题词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说明西南局第一书记正关心着我们的大会。会议进行了五天,邓政委题词无疑是大会的指导思想。会后,300多名代表打起铺盖卷,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体验生活了。

后来,西南行政大区撤销,邓政委调去北京,重庆人难见到他了。虽然报纸上常有他的消息,但毕竟不是见到本人。这份想念持续了30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我有幸在重庆再次见到他。

那天,我到文化宫去办事,刚到门口,看到七八个人聚在那里,仰头看着大门上的题字。我见其中一人,面貌好熟,他不就是邓政委么?他和过去不一样了,不穿军装,穿中山服。一块儿站着的是市里的几位负责同志。这情形我明白了,门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字,是邓政委当年在重庆工作时题写的。只听市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您这次复出工作,我们充满信心,整个大门都重新修饰过了,题字也都刷金……”谁知,邓政委态度严肃,指着他们说:“唉,唉,你们这些人啦,就是爱搞这些灯,爱搞这些灯。”说完,沉下脸,转身走了。

他的乡音未改,一口地道四川话,“灯”字更是土话,相当于普通话的“名堂”。他的话似未说完,意思全到。特别这个“灯”字用在这里,含义丰富而凝练。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过邓政委了。(汀泗)

(摘自《解放军报》)

(责编:乐意、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