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2）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毛泽东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正因为如此，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就成为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不过，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但也承认“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1974年底，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
军要团结。”在1975年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还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了信任。1975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辉煌——同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讲的三句话办事。他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说，最近，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4年，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受到冲击，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975年3月，邓小平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对经济、科技各部门的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1975年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也开始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考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变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11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毛泽东希望以他这个结论为基础，邓小平主持通过一个决议，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邓小平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邓小平的不妥协态度，使毛泽东确信，邓小平在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同他不一致了。对于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容不得任何人否定的。于是，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了。
1984年，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问邓小平：您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的看法。尽管他内心深处仍要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纠正，但他毕竟已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长期的不正常局面，承认运动本身存在一些错误，并对已经认识到的一些具体错误开始进行纠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饱经十年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同“文化大革命”中的认识，同两年徘徊时期的认识有了很大不同。但要从根本上正确认识这样一场影响广泛、深远的历史事件仍不能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当时有些人提出，根据对立统一的规律，“文化大革命”也应当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评价固然不尽合乎实际，但“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否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作为一场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对官僚主义等社会阴暗面的冲击是否有积极的一面？在两派群众中是否有一派比较正确？人民解放军的“支左”是否还应予以必要的肯定？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必须彻底的、根本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其一，“文化大革命”是“左”的思想发展的结果。“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
其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浩劫”。“‘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从政治上看，“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从经济上看，“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
其三，“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前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解决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疑难问题。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而是反所谓“走资派”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运动，是夺权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以所谓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划分的，都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采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三支两军”工作作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在总体上执行了一套“左”的东西，名为“支左”，实为“支派”。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错误，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不仅破坏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而且对军队自身建设也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