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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24)

武市红  高屹

2017年09月08日07:59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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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恼羞成怒,邓小平坦然自若

两天后,苏共中央再次举行欢迎宴会,这次是为迎接26国兄弟党的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会。

宴会上,赫鲁晓夫还是忘不了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赫鲁晓夫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瞟了一下邓小平。

听到这里,邓小平不紧不慢地端着杯子走过来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显然又冲动起来了,“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邓小平说:“可我们也从没有强迫或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1958年9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议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明确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对中国不赞成戴维营会谈中的一些观点早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且越说越激动,连脖子都涨红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是只能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话语坚定,总是戳着赫鲁晓夫的痛处。

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争论,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最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此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

再次抵达莫斯科,论战交锋凯旋归

1963年7月5日上午10时30分,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苏共中央还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

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也是紧张的,据当时的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有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语言。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但是,留给赫鲁晓夫的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1963年7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这是毛泽东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有的几次之一。

邓小平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邓小平

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北京乱了,全国乱了,人心也乱了。

北京的不少大学相继出现了乱揪乱斗的现象。6月初,在京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

派进工作组的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蛊惑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指责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接着,他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迫检查,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失去了一切领导职务。

邓小平的子女们都遭到株连,被赶出了中南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后,邓小平被押送到了江西。

……

(未完待续)

(责编:乐意、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