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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邓小平在莫斯科

2017年09月07日11:05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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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他积极投身党的活动,遭法国政府追捕,于1926年1月从巴黎转移到柏林,又从柏林、波兰抵达红色之都莫斯科,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

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按照中共旅欧支部决定,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人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苏联,火车于1月17日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车站迎接邓小平一行,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今天的普希金广场)附近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月17日那天是周日,但学校派专人值班,并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为了保密,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新来的中国学生起好了俄国名字。起名字时比较随意,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

中共和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后叛变),俄文名叫拉斐尔,先于邓小平两个月来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就在邓小平到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党的军事化管理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志办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组织的登记手续。

同学们被分成几十个小组,每组4—5个人。党支部每周开1—2次大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苏联风格的会议大部分内容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相互交织的,不留情面的“思想斗争”,互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形成了开会时不留情面、面红耳赤的“思想斗争”之“激烈”状态。

到莫斯科一周后,邓小平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党支部大会上做了严厉的自我批评。邓小平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他同时向党支部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

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等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只停留了不长的时间。期间,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党员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更为适合。

1926年1月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他的学号还是233,俄文名也保留为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中山大学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邓小平除了紧张地学习俄语外,主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课程。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

每天4个小时。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是军事训练。

学期设置为两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个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个小时。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做总结发言。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尽管俄语是极难学的语言,成为学习的最大障碍,但邓小平并没有气馁,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维持生活的压力,没有军警追击之忧。这使他能够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学习中。他心态乐观,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每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地学习。对他来说,尽管学俄语像学法语一样,感觉非常艰难,总是学不透,但社会学科课程,如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他都得了优秀。大学里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些书邓小平都特别重视。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被选为第七党小组组长

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七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

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学生中出现了关注党务会议的一派,和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一派,后者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许多老师对此不满,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

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深得拉狄克赏识,成了学生领袖。他批判任卓宣的理论和实践方针。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

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竞争领导岗位。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他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中山大学党支部定期给邓小平做出积极的评价。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发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关系密切”;对功课“很有兴趣”,“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小平的基本形象。

另一份中山大学党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鉴定中强调:“多佐罗夫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他是校团委的优秀组织工作者。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善于学习,多佐罗夫同志在校团委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在邓小平担任党小组组长的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上,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从中山大学退学回国

1926年5月初,支持北伐的冯玉祥举家前往苏联,进行争取苏联扩大军事援助的谈判,并“静待中国事态发展”。

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与联共(布)领导人签署了苏联向他提供超过430万卢布补充物资援助的协定。列宁格勒军区第一步兵团团长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桑古尔斯基(介绍给冯玉祥时用了别名:乌斯曼诺夫)为冯玉祥军事顾问团军政领导人。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回国。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共产国际向冯玉祥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小平。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启程回国。

邓小平近一年的旅苏经历随之结束。中山大学党委在邓小平的总结鉴定中写道:“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在莫斯科的近一年时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吴跃农)

(摘自《世纪风采》)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