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行动上，他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种种范例常被世人所称道。
为群众着想——
“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
1947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时，指挥部选在了山东省阳谷县蒋家庄。蒋家庄的群众为照顾好刘邓首长，专门腾出一座两层小砖楼供二人居住。当村干部和群众簇拥着刘邓二人来到楼前时，邓小平沉默了，他打量了一下小楼，然后恳切地对村干部于春梅说：“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几句朴实真诚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见邓小平执意不肯住小楼，村干部们商量了一下，把他们安排到了普通农民孔月仙家住。
老实厚道的孔月仙听说刘邓首长要来自己家里住，心里感到无比喜悦和激动，立即把堂屋打扫干净，准备让两人居住。邓小平进来后环视了一下小院，问道：“你们一家住哪里？”孔月仙说：“我们搬到东屋和西屋去住。”
和堂屋相比，东屋和西屋又矮又小，风吹雨淋，土墙上留下了道道沟痕。邓小平看了看说：“你们不要搬，我们住东屋和西屋。”孔月仙一听急了，忙去阻拦，说：“那咋行？这西屋又脏又乱，再说火辣辣的天，里面又闷又热。”但任凭孔月仙怎样劝说，邓小平和刘伯承还是坚持不住堂屋，并和随从人员一起走进西屋打扫起来。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孔月仙及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
在这个小院里，邓小平和刘伯承运筹帷幄，指挥大军同敌人血战，工作异常繁忙。尽管如此，邓小平总要抽空同孔月仙一家聊上几句，询问他们村里的情况、家里的情况。为感谢孔月仙一家的照顾，他临走前，把自己用过的文件箱送给孔月仙家留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公务繁忙，没能再回鲁西，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鲁西人民，一直关心着鲁西人民。1959年12月，他派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上将到阳谷县蒋家庄看望慰问乡亲们。1987年5月，受邓小平委托，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到鲁西慰问，又探望了孔月仙老人和群众。
20世纪70年代末，鲁西东明、高唐等县农民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新华社山东分社高级记者李锦如实作了报道。1982年12月31日，当新当选为团中央委员的李锦被介绍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现在那里农民生活怎么样？住房怎么样？”当听说山东农民差不多能天天吃上肉，很多人都在盖新房时，邓小平欣慰地笑了，连声说：“好、好。”
农民能不能吃上肉、住上新房，这些最简单、最具体的事，邓小平都时刻挂在心上，时刻想着群众，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
关心群众细微处——
“老乡的牛送回去了没有”
下楼房，位于大别山商（城）麻（城）金（寨）三角地区中心，现属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沙河乡楼房村。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2月24日，刘邓大军南下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12月31日，鄂豫皖区党委会议在下楼房的周宅召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和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副书记张健、县长王相卿，漆店区委书记江川，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段君毅，五旅教导队政委高治国，军械处处长杜炳如10人参加。邓小平见大家进来，很客气地站起来让座。江川对到会同志一一作了介绍。
邓小平亲切地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来谈谈，你们先讲讲，到大别山后给群众做了哪些好事？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怎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起了金寨县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大家忘记了时间和寒冷，越谈越热火，把几个月来的经历，差不多说了个遍。
这时候，邓小平突然回过头问江川：“你们那位陈科长把老乡的牛送回去了没有？”江川忙回答说，已经由陈科长亲自去送还，并当面向老乡道歉了。
原来在两天前，邓小平路过商（城）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小平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抢走的，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老乡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小平答应帮老乡调查。第二天，邓小平他们翻过九峰尖大山，走进金寨县地区，在关庙乡胭脂长岭岗宿营时遇上了工作队的陈科长。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牵走了一头牛。邓小平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给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注意这一点。”
听完江川的汇报，邓小平非常满意，点着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对邓小平来说，给群众还牛只是一件“小事”。然而，也是他想群众之所想，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最好见证。
为群众谋利益——
“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从1959年到1961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解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在北京参加北三区会议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并提出希望邓小平、彭真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地实地调查的设想。
1961年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和彭真组织五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针对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对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邓小平说，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责任制。包产单位要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社员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要克服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谈到如何确定吃粮指标问题时，邓小平说，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部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要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多产多留多吃多购，按劳分配，群众是会赞成的。
邓小平在顺义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调查期间，邓小平还考察了城镇集市和庙会。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负责同志说，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过去有人关心的事，现在没人关心了。他要求大家用经济办法，而不是用政治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把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恢复起来。他还特别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既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月10日，他们联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惩”、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明确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那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分开来。
5月，毛泽东批发了邓小平和彭真的调查报告。之后，在全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杨东海）
（摘自《党史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