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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18)

武市红 高屹

2017年08月10日09:47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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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平反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认为1959年的“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要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给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指示还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帽子”。由此开始了从农村到各界各方面甄别平反的工作。

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又指示,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平反工作。《批示》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指示,今后“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抓辫子。”

但是,由于当时认识还不一致,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发出了《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当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和搞好生产。”《通知》要求迅速解决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这批人平反问题之后,“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

5月11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这个工作军队搞得最早,也安定得最早。对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谭震林同志在山东看到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的精神面貌比河南好一些。经过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后期伤害的人比较少,并且对他们采取一揽子平反的方法,所以工作比较主动。四川也是采取这个办法。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是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人听到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继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从这以后,甄别平反工作明显加快。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过去几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其中党员、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截至到1962年8月底,已经甄别平反了695万人,占86%,其中党员和干部甄别了365万人,占84%;群众甄别了320万人,从而解除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政治包袱。

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了1962年七八月间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

——邓小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718人。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

邓小平和刘少奇共同主持讨论大会的报告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党中央领导人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继1961年初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之后,五六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党中央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权上交中央和中央局,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9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降低工业、基本建设的过高指标。这些调整措施的出台,使农业形势开始出现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停止,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由邓小平主持起草,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较快地得到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检查了1958年以来中共中央所发的文件,后来形成了一个形势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提出首先一定要正视当前国民经济所存在的严重困难。对于困难所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这其实也是中央常委的共识。因此,现在应该在认真总结近几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力进行调整工作,力争尽快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

随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为“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做准备。1961年11月6日,邓小平在钓鱼台8号楼召开了报告起草人员的会议,他提出起草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基本稳定,应坚决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工作见效;二、关键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克服分散主义;三、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加强党内民主;四、基本经验教训(这一部分后来并入第一部分)。12月21日,邓小平主持讨论了报告第一稿。一直到会议召开前,他和刘少奇几次共同主持讨论报告稿。

(未完待续)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