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反右倾”甄别平反
干部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
——邓小平
毛泽东说，要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1959年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并不是针对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针对他认为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和反映了这种“思潮”的一批人。因此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并说：“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8月8日，辽宁省接到省委负责人从庐山传来的消息后，立即传达贯彻，于8月9日作了《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说本省在今年初和5月后落实生产计划的过程中，两度发生部分干部松劲情绪的右倾思想，经过斗争，工业生产局面又两度好转，“从这里可以看出：右倾松劲情绪抬头生产就要下降，鼓足了干劲生产就会上升；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气可鼓不可泄的真理。”
8月12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表扬了辽宁省委，并提出，“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要求“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公社万岁》《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等社论，推动开展“反右倾”运动。错误地强调说“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党的工作已经是反右而不是继续反“左”；不正确地估计各地都有“右倾”，并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本心和实质”，“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并说上半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升、降、升的“马鞍形”，“是由于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作怪。”“是从阴沟中钻出来的阴风、逆流。”
由此可见，发动“反右倾”运动，是“左”倾指导方针下“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一种需要。
全党、全军、全国“反右倾”
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党、全军、全国开展了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
1959年9月，全军各大军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28691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各省军区和师、团召开排以上党员干部会，批判了一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1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0.5%。还有许多人因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些意见或表现“不坚定”，被指责为“中间派”，被划为“中右”“二类”“三类”。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反“右倾”的干部会议，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讨论增产指标，批判“右倾松动情绪”，开展竞赛；第二步，阅读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发言的记录，开展鸣放辩论，在此基础上，传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毛泽东7月23日、8月16日的讲话，联系本地区、单位和个人情况，进行普遍检查和重点批判；第三步，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组织处理。
组织处理的依据，是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军委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文件规定的标准是：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彭德怀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的，对党心怀不满的，这次又借口批评“大跃进”，猖狂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仍“执迷不悟”的。
依据这个规定，中央国家机关重点批判了1900余人，重点“帮助”了2714人，将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湖南省仅县以上机关单位就有4696人被重点批斗，163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有的省市还抓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1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规定，这次“反右倾”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各民主党派和一般知识界。但其影响仍波及到广大农村、工厂。
在农村，开展了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社、整风运动，错误地批判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和富裕中农。因为，当时认为：“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不足为患”，“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个部分”，可是，“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危害作用是很大的。”湖南省农村的重点批判对象，约占总人数的1%，“其中以大队规模集中批判的，每个大队约三五人。”广东省召开县和社的几级的干部会，被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约占到会人数的3%，生产队一级的干部则占10%左右。对于富裕中农，以大队为单位，批判一二个或二三个代表人物，汕头一个专区被重点批判的上中农即达3867人。
在工厂，“反右倾”主要指向基层干部，重点批判干部中的“一长制”思想。当时认为：“有些人之所以那样坚持‘一长制’，实际上是不要党委领导，也就是反对政治挂帅。他们喜欢‘一长制’，是因为这块牌子十分有利于他们搞独立王国和进行反党的活动。”
在高等院校，批判了“党员专家”。因为据说“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一方面以党员资格获取党内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坚持要走反党、反群众的道路。”北京大学有128个党员教师骨干，被认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有17人，占9.7%。
“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