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赞同搞人民公社，但很快发现人民公社还存在问题（2）
1958年10月，邓小平在云南视察时对省委负责同志说，还是要慢一点，自然一点。在参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时，他说，目前公社只能说是集体所有制，只能说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按劳分配、工资级差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积极作用，不能否定。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对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人民公社今天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内容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他还说，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划清楚。在15年、20
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并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来制定目前阶段的方针政策，这样才会使我们既不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又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正确看待人民公社的问题上，邓小平有他自己的认识。当全党对人民公社都还处于盲目推崇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应当看到，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他多次强调，人民公社还在试验，正确不正确，还要看几年。
1960年初，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天津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主要是“条件不成熟，急于过渡，一平二调妨碍积极性，如果不注意，要妨害生产的，还要妨害过渡，延缓过渡的时间”。这个问题是“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对于人民公社中出现问题的原因，邓小平作了分析。他认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是方法出了问题，不调查研究。觉察到了问题，不认真去调查和处理。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了北京郊区顺义。他深入农民家里了解情况，不断和干部群众座谈，对公社的体制、规模、基本核算单位、食堂、评工记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调查研究中，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超额有奖，减产受罚）、“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对农村公共食堂，他说，“公共食堂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群众的议论很多，要
注意一下。”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时肯定地表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信中说，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三天后，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逐渐加深，措施也逐步改进，基本上刹住了急过渡和“共产风”。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此，生产关系已实质上调整到初级合作社的阶段，但在形式上还维持着人民公社的体制。
为恢复农业生产，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有的地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党内有些人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是“单干风”，是倒退。邓小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但是，邓小平的这些考虑，随着批“单干风”和“包产到户”，实际上被否定了。
邓小平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支持包产到户。他说，人民公社不是一个成功的试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出现并队、联队核算及没收生产队山林、社员自留地的现象，特别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一味地推广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取消集贸市场、取消自留地的经验，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使得广大农民的生活仍处于贫困的境地，农业发展十分缓慢。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所形成的弊端是权力越来越集中，计划经济统得越来越死，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没有一点自主权。公社还坚持不懈地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规范农民的行为，持续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遗余力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用政治手段试图把农民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防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到了7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各种弊端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靠政治手段，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不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70年代后期，全国一些地方又悄悄地搞起了被批判了多次的“包产到户”。这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冲击，但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给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深思。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对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国农村的现行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
第一，邓小平号召全党同志要敢于突破“禁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在当时就是一个不能动
摇的“禁区”。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支持和倡导下搞起来的，搞了近20年，尽管这2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依然贫困，但人们还是认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象征。在这20年中，虽然也对人民公社进行过一些纠正和调整，人民公社退到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但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再退了。毛泽东在世时一直认为再退就是道路问题。
面对这一“禁区”，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指出，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他后来又对吉林省委常委们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论搞农业、工业、科学研究，还是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不久以后，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又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从实际出发，不要当懒汉。他说，大队、小队都有特殊性，不能划框框，不能鼓励当懒汉。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后来，邓小平说他1978年的东北之行是“到处煽风点火”，事实上他的这些讲话精神，确实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熊熊烈火，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冲击的先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