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大跃进”
在1958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
——邓小平
1958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创高产”“放卫星”的“火红的年代”。“大跃进”“大食堂”“大锅饭”“大炼钢铁”成了时髦的名词，几乎人人皆知。从1958年到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习惯称为“大跃进”的年代。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使我国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1985年4月，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明确指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大跃进”的发动
1957年后，我们党内“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人民日报》在2月2日的社论中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从南宁会议到3月成都会议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动员口号。例如，要求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五年到七年内，使各省和自治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都赶上或超过当地的农业总产值，使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时，还制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主要计划指标比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大幅度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这标志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
同年5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在谈到“大跃进”时，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这次会议后，6月钢铁工业拟订“大跃进”的目标，酝酿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设想1959年超过3000万吨，1962年达到八九千万吨。各协作区也召开农业会议，纷纷提出农业的“大跃进”目标。像西北这样一向低产的地区，提出全地区每人平均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1962年要突破3000斤。在农业增产措施方面，大力推广土地深翻，要求全国必须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并推行高度密植。同时报刊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如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早稻亩产达到36900斤，还批判了“农业增长有限”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等错误口号也流行开来。
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6000亿斤到70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7000万担左右，农产品产量将“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基于对农业生产形势的这种过高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要达到1070万吨。这是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会议以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于是，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结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全年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仅完成翻一番计划的四分之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此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发动“大跃进”，是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正如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说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结果“带来大灾难”。
例如，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动员了约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为完成“1070”，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当时生产出的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根本不能炼钢。由于矿石品位低、生铁质量差和追求高产快炼等多种原因，大钢厂的产品质量也显著降低了。
与此同时，“大跃进”对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几乎扩及所有工业部门。国家经委1959年1月27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重点煤矿原煤灰分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几，增加到20%至30%。玉门油矿运出的原油，其含水率由原来的2%增加到15%至20%。一机部部长赵尔陆1959年5月26日向毛泽东报告：最近检查去年底和今年初安排的一批轧钢机，比较普遍地存有质量问题，有的非常严重，甚至不敢交付使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和李富春汇报时，特别提醒他们要注意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他说，我国轻工业产品质量高的声誉，在国际上几个月就垮下来了。现在生产的纸，跟战争时期的纸差不多。
当时，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8年10月以后，由于强调快速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结构，随意使用代用材料，随意破除规章制度，发生了许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砸死了人，给国家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不仅如此，“大跃进”还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如消费与积累、工业与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内部之间比例的失调。严酷的事实，使对“大跃进”充满信心的毛泽东也认识到，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的。1959年3月26日，上海会议期间，薄一波在向中央汇报时谈到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失调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大跃进，这是破坏大跃进，都跃不了嘛！只有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吃不饱”，“这种方法是破坏跃进的方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