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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小平青春在这里燃烧

2017年07月27日10:36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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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鲁瓦街17号,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原点”;

雷诺汽车厂,邓小平法国生涯的一个“节点”;

卡斯德亚大街3号,邓小平旅法历程的一个“终点”;

……

2004年7月,记者赴巴黎,走近这一个个的“点”,用眼审视它,用手触摸它,用心对话它,力图复原当年战斗着的小平身影。

中国人买下了“17号”

古朴凝重的建筑,鳞次栉比的小咖啡馆,巴黎的意大利广场,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貌。1923年,邓小平从蒙达尼来到巴黎意大利广场。当时,广场边的小咖啡馆是旅法革命者的一个主要聚集地,小平常去。1974年,小平去纽约参加联大会议途经巴黎时,仍念念不忘意大利广场的小咖啡馆,并将其和自己家乡的小茶馆相提并论。

穿梭于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记者寻找“戈德鲁瓦街17号”,那是一家小旅馆,当年旅欧少共机关和机关刊物《赤光》编辑部的所在地。几经周折,终于发现了“rueGodefroy”(戈德鲁瓦街)的标牌。这是一条四五百米长的石头街,一眼就可望到底,两边是欧式的老建筑。走进小巷,墙上一块绘有周恩来头像的铜牌映入眼帘。可走遍了这条戈德鲁瓦街,竟没有17号!15号倒是一家小旅馆,也是这条街唯一的旅馆,是不是它?

正疑惑间,一位中国人模样的中年男子打开了门,翻译用法语相问,回答还真是流利的普通话:“没错,这里就是原来的戈德鲁瓦街17号,邓小平刻印《赤光》的地方!”原来这个中国人就是旅馆老板,李建乐。

眼前这座三层半小楼,蓝色雨棚、白色墙面,精致而简洁。当年,这里是旅欧党团组织的“神经中枢”。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这里碰撞思想、畅谈革命。邓小平负责少共机关刊物《赤光》的油印和刻板,人称“油印博士”。这份工作,可说是他革命之路的真正开始。

“17号”怎么会变成“15号”呢?李老板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曲折的故事:“戈德鲁瓦街17号”原来是旅馆,但1997年,旅馆老板将其一分为二拆卖,一半仍做旅馆,一半成了花园。旅馆的门牌改作了15号。2001年,旅馆新业主、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法国人,又把旅馆转手卖给李先生。

旅馆房间完好保存了当年的格局,记者住进1号房。李先生介绍,邓小平与周恩来都在1号房工作过。房间只有七八平方米,摆一张床就没多少空间了。这一晚,睡在1号房里,记者辗转难眠,仿佛看到小平坐在窗前,挥汗如雨油印《赤光》杂志,奋笔疾书《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等战斗檄文……

1924年,一个转折点

戈德鲁瓦街上那块画有周恩来的铜牌,标示着周恩来居住旅馆的时间:1922—1924。1924年,亦成为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回国,继续艰苦卓绝的斗争;小平入党,掀开法国革命的新篇。1924年7月旅欧少共欢送周恩来的一张合影上,邓小平稚气未脱的圆脸上,充满了自信和坚毅。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写道:“1924年7月,父亲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迈进了第二个阶段,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岁差一个月。”

周恩来回国后,小平也从戈德鲁瓦街17号搬出。与一年前从哈金森工棚走出来时相比,他已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年身体力行的实践,带给他的是革命斗争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第六、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均当选为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法国国家档案中,警察对旅欧革命者的跟踪记录,反映出了邓小平活跃的身影和卓越的才能——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1925年7月2日)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昨天(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

……

邓小平因此成为法国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因革命和战术的需要,邓小平于1925年11月6日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并被分配到钳工车间。

记者来到远离巴黎市区的雷诺汽车厂区,一个幽静的角落,是雷诺博物馆。两位年迈的管理员罗杰和奎伯特说,1925年,雷诺已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大汽车厂,90%的工人是法国人,极少有中国人。他们非常热情地帮助记者搜寻有关小平的点点滴滴。功夫不负有心人,雷诺厂的一本资料书里居然记载着邓小平的工卡信息:编号82309A,邓希贤,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阴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特拉维拉西尔街27号。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郎五生丁。在雷诺汽车厂,邓小平熟习了钳工技术。

“最后一站”沧海桑田

卡斯德亚大街3号,邓小平在法国生活的最后一站。记者几乎没费任何周折,就找到了这个门牌号。然而,面对眼前的这栋现代化建筑,记者怎么也无法将其和《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小旅馆画上等号。

1925年8月20日,小平搬进卡斯德亚大街3号的5号房间。就在这里,小平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大游行、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集会、追思革命同仁……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使小平受到了法国警方的密切注意。1926年1月,法国警方终于下手,签署命令“8日逮捕‘邓希贤’”。

站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卡斯德亚大街3号门口,记者依然可以想见,当时法国军警破门而入的嚣张。但那天他们一无所获——就在前一天,小平已获得情报,连夜离开了卡斯德亚大街3号,离开了巴黎,离开了他学习、生活、战斗了5年多的法兰西,前往莫斯科。

小平在法国的最后一站,当年卡斯德亚大街3号的小旅馆,它去哪了?记者找到大厦管理员,一个略微发福的法国人。他深凹的双眼在镜片后上下打量记者:“老房子1980年就拆了,盖起了这栋商住中心。”当他知道这里曾是邓小平的居所时,顿时瞪大了双眼,“我知道邓小平,是他让中国打开了大门。”管理员热情地拉着记者进商住中心,逢人就说:“知道吗,这里原来是中国领袖邓小平的旧居。”

“你们是从中国来的?”记者刚出楼,就被一位英俊的法国小伙叫住。当他得知我们来自上海时,更是兴奋不已。“我叫巴特兹,我想明年去上海工作。”

巴特兹说,很多法国人都知道邓小平,“他是个很伟大的人,他让中国人富了起来,也给了全世界更多的机会。”

巴约:美丽的遗憾

小平曾回忆说:“我在法国呆了5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从中,不难品咂出小平法国生涯的一大遗憾:不停地工作与革命,学习太少了。他唯一的学校生涯,是1920年底至1921年3月在巴约中学。

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从巴黎驱车200多公里,记者来到这个靠近诺曼底的小镇——巴约。记者找到了巴约中学的校长杜邦。他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在他眼里,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非常伟大。因此,校长言语间总少不了“邓小平曾是巴约中学的学生”。最后,他还为记者指点迷津:“1987年3月24日的《巴约日报》,几乎用了一整版报道邓小平,报纸可以在巴约图书馆找到。”

记者兴冲冲地找到图书馆。3分钟后,管理员将厚厚一沓报纸送到手上。果不其然,当记者翻到1987年3月24日《巴约日报》第20版时,一张邓小平的大照片跃入眼帘。翻译说:文章题目是《巴约的学生变成了中国的领袖》,文中写道,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到达巴约,当时的名字叫邓希贤,他在巴约留下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一份学费单。报纸上还清楚列出了小平在巴约中学的花费:洗衣费7法郎、床具租金7法郎、校方收费12法郎、杂费18.65法郎、生活费200法郎,总计244.65法郎……文章还引用了1920年10月22日《巴约日报》的头版报道——“昨晚,20多名中国学生在2名法语讲得很流利的同乡带领下,来到了巴约。这些年轻人是由中国政府派往法国,并在巴约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管理员免费为我们复印了这份珍贵的报纸。记者随后返回巴约中学,在一幢据说是当年教室的老楼前久久伫立,遥想邓小平在这里的生活:“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求学受挫的邓小平,走出巴约中学,走向更广阔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谭新政 诸巍)

(摘自《解放日报》)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