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鲁瓦街17号，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原点”；
雷诺汽车厂，邓小平法国生涯的一个“节点”；
卡斯德亚大街3号，邓小平旅法历程的一个“终点”；
……
2004年7月，记者赴巴黎，走近这一个个的“点”，用眼审视它，用手触摸它，用心对话它，力图复原当年战斗着的小平身影。
中国人买下了“17号”
古朴凝重的建筑，鳞次栉比的小咖啡馆，巴黎的意大利广场，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貌。1923年，邓小平从蒙达尼来到巴黎意大利广场。当时，广场边的小咖啡馆是旅法革命者的一个主要聚集地，小平常去。1974年，小平去纽约参加联大会议途经巴黎时，仍念念不忘意大利广场的小咖啡馆，并将其和自己家乡的小茶馆相提并论。
穿梭于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记者寻找“戈德鲁瓦街17号”，那是一家小旅馆，当年旅欧少共机关和机关刊物《赤光》编辑部的所在地。几经周折，终于发现了“rueGodefroy”（戈德鲁瓦街）的标牌。这是一条四五百米长的石头街，一眼就可望到底，两边是欧式的老建筑。走进小巷，墙上一块绘有周恩来头像的铜牌映入眼帘。可走遍了这条戈德鲁瓦街，竟没有17号！15号倒是一家小旅馆，也是这条街唯一的旅馆，是不是它？
正疑惑间，一位中国人模样的中年男子打开了门，翻译用法语相问，回答还真是流利的普通话：“没错，这里就是原来的戈德鲁瓦街17号，邓小平刻印《赤光》的地方！”原来这个中国人就是旅馆老板，李建乐。
眼前这座三层半小楼，蓝色雨棚、白色墙面，精致而简洁。当年，这里是旅欧党团组织的“神经中枢”。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这里碰撞思想、畅谈革命。邓小平负责少共机关刊物《赤光》的油印和刻板，人称“油印博士”。这份工作，可说是他革命之路的真正开始。
“17号”怎么会变成“15号”呢？李老板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曲折的故事：“戈德鲁瓦街17号”原来是旅馆，但1997年，旅馆老板将其一分为二拆卖，一半仍做旅馆，一半成了花园。旅馆的门牌改作了15号。2001年，旅馆新业主、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法国人，又把旅馆转手卖给李先生。
旅馆房间完好保存了当年的格局，记者住进1号房。李先生介绍，邓小平与周恩来都在1号房工作过。房间只有七八平方米，摆一张床就没多少空间了。这一晚，睡在1号房里，记者辗转难眠，仿佛看到小平坐在窗前，挥汗如雨油印《赤光》杂志，奋笔疾书《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等战斗檄文……
1924年，一个转折点
戈德鲁瓦街上那块画有周恩来的铜牌，标示着周恩来居住旅馆的时间：1922—1924。1924年，亦成为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回国，继续艰苦卓绝的斗争；小平入党，掀开法国革命的新篇。1924年7月旅欧少共欢送周恩来的一张合影上，邓小平稚气未脱的圆脸上，充满了自信和坚毅。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写道：“1924年7月，父亲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迈进了第二个阶段，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岁差一个月。”
周恩来回国后，小平也从戈德鲁瓦街17号搬出。与一年前从哈金森工棚走出来时相比，他已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年身体力行的实践，带给他的是革命斗争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第六、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均当选为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法国国家档案中，警察对旅欧革命者的跟踪记录，反映出了邓小平活跃的身影和卓越的才能——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1925年7月2日）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昨天（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
……
邓小平因此成为法国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因革命和战术的需要，邓小平于1925年11月6日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并被分配到钳工车间。
记者来到远离巴黎市区的雷诺汽车厂区，一个幽静的角落，是雷诺博物馆。两位年迈的管理员罗杰和奎伯特说，1925年，雷诺已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大汽车厂，90%的工人是法国人，极少有中国人。他们非常热情地帮助记者搜寻有关小平的点点滴滴。功夫不负有心人，雷诺厂的一本资料书里居然记载着邓小平的工卡信息：编号82309A，邓希贤，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阴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特拉维拉西尔街27号。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郎五生丁。在雷诺汽车厂，邓小平熟习了钳工技术。
“最后一站”沧海桑田
卡斯德亚大街3号，邓小平在法国生活的最后一站。记者几乎没费任何周折，就找到了这个门牌号。然而，面对眼前的这栋现代化建筑，记者怎么也无法将其和《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小旅馆画上等号。
1925年8月20日，小平搬进卡斯德亚大街3号的5号房间。就在这里，小平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大游行、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集会、追思革命同仁……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使小平受到了法国警方的密切注意。1926年1月，法国警方终于下手，签署命令“8日逮捕‘邓希贤’”。
站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卡斯德亚大街3号门口，记者依然可以想见，当时法国军警破门而入的嚣张。但那天他们一无所获——就在前一天，小平已获得情报，连夜离开了卡斯德亚大街3号，离开了巴黎，离开了他学习、生活、战斗了5年多的法兰西，前往莫斯科。
小平在法国的最后一站，当年卡斯德亚大街3号的小旅馆，它去哪了？记者找到大厦管理员，一个略微发福的法国人。他深凹的双眼在镜片后上下打量记者：“老房子1980年就拆了，盖起了这栋商住中心。”当他知道这里曾是邓小平的居所时，顿时瞪大了双眼，“我知道邓小平，是他让中国打开了大门。”管理员热情地拉着记者进商住中心，逢人就说：“知道吗，这里原来是中国领袖邓小平的旧居。”
“你们是从中国来的？”记者刚出楼，就被一位英俊的法国小伙叫住。当他得知我们来自上海时，更是兴奋不已。“我叫巴特兹，我想明年去上海工作。”
巴特兹说，很多法国人都知道邓小平，“他是个很伟大的人，他让中国人富了起来，也给了全世界更多的机会。”
巴约：美丽的遗憾
小平曾回忆说：“我在法国呆了5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从中，不难品咂出小平法国生涯的一大遗憾：不停地工作与革命，学习太少了。他唯一的学校生涯，是1920年底至1921年3月在巴约中学。
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从巴黎驱车200多公里，记者来到这个靠近诺曼底的小镇——巴约。记者找到了巴约中学的校长杜邦。他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在他眼里，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非常伟大。因此，校长言语间总少不了“邓小平曾是巴约中学的学生”。最后，他还为记者指点迷津：“1987年3月24日的《巴约日报》，几乎用了一整版报道邓小平，报纸可以在巴约图书馆找到。”
记者兴冲冲地找到图书馆。3分钟后，管理员将厚厚一沓报纸送到手上。果不其然，当记者翻到1987年3月24日《巴约日报》第20版时，一张邓小平的大照片跃入眼帘。翻译说：文章题目是《巴约的学生变成了中国的领袖》，文中写道，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到达巴约，当时的名字叫邓希贤，他在巴约留下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一份学费单。报纸上还清楚列出了小平在巴约中学的花费：洗衣费7法郎、床具租金7法郎、校方收费12法郎、杂费18.65法郎、生活费200法郎，总计244.65法郎……文章还引用了1920年10月22日《巴约日报》的头版报道——“昨晚，20多名中国学生在2名法语讲得很流利的同乡带领下，来到了巴约。这些年轻人是由中国政府派往法国，并在巴约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管理员免费为我们复印了这份珍贵的报纸。记者随后返回巴约中学，在一幢据说是当年教室的老楼前久久伫立，遥想邓小平在这里的生活：“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求学受挫的邓小平，走出巴约中学，走向更广阔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谭新政 诸巍）
（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