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扩大化（2）
应当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某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进行批评，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以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视为右派进攻，再加上中央在1959年10月发出的关于划
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指示中规定的若干政策界限也未能得到严格的执行，这样，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全国有55万人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由于被划为右派，他们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1959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3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改正工作。这些人虽然摘了帽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安排，他们的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仍然受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摘帽右派的右派分子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再次遭到批判斗争，更不要说那些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了。
邓小平说，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
反右派斗争是邓小平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在整风、反右派过程中，他主张：“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必要的，一句话是扩大化了。”
所谓“必要的”，邓小平是这样解释的，“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8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
对于扩大化，邓小平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对反右派扩大化错误，邓小平勇于承担责任。他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同时，他还接受了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同错误思潮开展长期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明确宣布不搞政治运动。1981年7月，他在讲到思想战线的状况时说：一些地方发表的错误言论，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对于这种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这或许就是他讲的“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的一个内涵吧！
翻过心酸的一页
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明确指出：在“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要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分子”，不得歧视他们。还指出：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同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社论说：“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属于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社论再次重申要搞好右派分子的工作安置和生活出路，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并指出，“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这一次才是真的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随后，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返回或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有不少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
共和国历史上这令人心悸、令人心酸的一页，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翻过去了。
邓小平与石油工业的战略东移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在东北地区找出油来，那就很好。
——邓小平
邓小平亲自抓石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执行情况是很值得乐观的。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3280万担，钢铁产量达到535万吨，原煤1.31亿吨……大大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原定的指标。但是，石油工业没有完成任务。“一五”计划对石油工业的要求是生产201万吨原油，而实际只完成了145万吨。
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状况是，原油的生产主要靠解放前发现的玉门、独山子和延长三个油田，以及解放后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这些油田1957年全年的总产量仅86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用油大部分依靠进口。因而有些人以为，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
石油工业能不能发展、有没有希望，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分管石油工业。尽管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深入玉门、四川等几个我们仅有的油气田调查研究，思考石油勘探的战略布局问题。
1957年初，邓小平在成都召集石油、地质两部门的负责人开了一个石油促进会。他在会上说：“四川只要出了一吨石油，也算有了石油工业！”1958年2月初，邓小平视察了地处崇山峻岭的四川石油勘探局川南矿区。在草棚搭起的会议室，他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多打井，多产油气，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当气矿负责同志把两小瓶原油样品送给他时，他拿着样品高兴地说：“总算看到四川有石油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