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
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随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一职。到中央工作不久，邓小平便经受了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即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考验。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50年代初，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中央工作，并调整、增设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继1952年7月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不久，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离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11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赴京后，他除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外，还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2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进京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应该说，当时高岗、饶漱石是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由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服和不满。
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将政务院各口的工作重新做了分工：外交部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1953年底，在党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的变动。高岗、饶漱石闻讯后加紧了其阴谋分裂党的活动。
高、饶向党发难
高、饶是从大肆攻击和诽谤刘少奇开始其分裂党的活动的。
高岗对刘少奇的不满由来已久。还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后不久，就曾批评高岗所在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由此，高岗便开始对刘少奇产生不满，进而不择手段地对刘少奇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和诬陷。他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刘少奇。他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与高岗谈有关鞍钢工程建设的事。交谈中，高岗问这位副主席：“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对方回答说：“当然要消灭！”高岗说：“我就是这个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这位副主席问：“是吗？是怎么一回事？”高岗毫不掩饰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进京不久，他就开始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并且是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积累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中共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路线错误。他散布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他还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于是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场所。他们利用这次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在会上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
在1953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极力配合高岗的行动。他未向党中央汇报便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欲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
高岗、饶漱石为了搞垮刘少奇和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他们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当时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的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
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并以更高的官位相利诱，以求取得邓小平的支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