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
从今日起，本报将连载由武市红、高屹主编的《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该书选取全新的角度，翔实论述了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系及其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生动地勾勒出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早年投身于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地区的工作期间，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1952年他调到中央工作后，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担负起繁重的任务，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林彪集团被粉碎后，邓小平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再度复出。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略，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在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发挥了主要决策人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系统总结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领导我们党确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邓小平与大西南建设
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〇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完成得不错。
——邓小平
主政大西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邓小平45岁。他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祖国的大西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作为进军大西南的主帅之一，参加完开国大典，便和刘伯承、贺龙一起，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程。
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采取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以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相互配合，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90万人，解放了6000万西南同胞，完成了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
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率领刘邓大军从黄土高原，走进晋冀鲁豫战场，经过中原大战，横渡长江天险，最后一直打到大西南。仗打完了，邓小平坐镇西南，担负起了领导西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伊始所面临的是饱经战乱，百废待举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西南地区的工作，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此后，邓小平又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的职务。
几十年后，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以十分平静的口吻向人们讲述他在西南所度过的这段难忘的岁月：“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〇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完成得不错。”
甘当小学生
祖国的大西南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区。这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面广，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民族关系复杂。
邓小平一到西南，就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他深知，民族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为此，他虚心地向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们请教。
1950年7月，中共中央派出了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这个访问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向少数民族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个访问团的团长便是对民族问题颇有研究的费孝通先生。
中央民族访问团一到西南，邓小平就亲切地会见了代表团的成员，并专门邀请对民族问题颇有研究的费孝通先生到他办公室叙谈。他开门见山地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
费孝通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是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这只能加深民族仇视。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少数民族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他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将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