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伊文思爵士在1984年初英中香港问题谈判的关键时刻出任英国驻华大使，并兼任英中关于香港问题谈判英方团长，至1988年离任回国，他先后5次见过邓小平。1993年他出版了《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译本名为《邓小平传》。此书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
2004年8月，伊文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香港问题，英中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情愿地放弃了在香港主权和治权上的原有立场，1984年4月至8月两次派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到北京解释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两次访华谈判结束后，豪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每次约1个小时。伊文思作为大使也参加了。他说，当时谈判的难点是驻军问题、香港居民国籍问题、选举问题等。邓小平的观点相当明确，在驻军等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当时，英国对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信任，撒切尔夫人想尽一切办法要中国做出承诺。他说：从观点上，我当然是站在英国一边，但是邓小平的远见、自信与坚定，把每一个问题都阐述得非常清楚、透彻，令我们不得不信任他。邓小平告诉豪，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以后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讲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中国现在制订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要在两个十年内翻两番，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达到这个目标后，中国还有一个雄心壮志，那就是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前后一算起码需要50年时间，只要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想法，就会相信我们50年不变的承诺是完全可靠的。邓小平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做出保证，而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在担保。他开出的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保险单”。
1984年4月会谈之后，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了一份声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布了英国官方放弃对香港主权和治权的要求。9月，豪在英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向豪做出的保证有多少可靠性时，豪答道：“这是两个主权国家可以向对方做出的最庄重的保证。”1984年9月26日，伊文思与周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了英中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伊文思说，英中联合声明体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构想，并且证明和平谈判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好办法。
1984年12月，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英中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之后，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伊文思说，这是他一年之内第三次见到邓小平。但这次会谈气氛轻松多了，是一次关于广泛的国际问题的会谈。邓小平强调：第一，中国不侵犯任何国家；第二，中国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发挥和平作用；第三，中国继续发展经济。邓小平还重申了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10亿人口，台湾是近2000万，香港是550万，这就是10亿同2000万和550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伊文思说，联合声明签署后，英中关系得到相当好的发展，作为驻华大使，他亲历了这段历史。1986年10月12日至18日英国女王访华，这在英中关系史上是第一次。女王很希望见邓小平。伊文思说，那是一次很有趣的会见，不是政治性的会谈，非常轻松。邓小平邀请我们到钓鱼台，在非常漂亮的传统的四合院里。当女王走进大门时，邓小平从房间出来，走下台阶，与女王握手，幽默地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个中国老头子。”女王也幽默地回应道：非常高兴能见到你这位中国老头子。伊文思感叹道：“那一幕真是非常动人。”他说，邓小平请女王和她的丈夫共进午餐，豪与夫人、我与夫人也一起参加，一共8个人。吃饭时谈了很多话，很轻松，气氛非常友好和随意。那年邓小平82岁了，除了有些耳背，精力很充沛。
伊文思从驻华大使的职位上退休后，开始准备写《邓小平传》。他花了4年时间潜心研究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开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他说，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在1978年提出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制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邓小平强调稳定地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使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国建立起了更好的关系，特别是与非洲、亚洲国家的关系得到很好发展。中国现在已是各大国际组织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施晓慧）
（摘自《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