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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首次深圳特区行

2017年06月21日14:39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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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特区视察,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此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4个年头,特区的建设热火朝天,但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非议同样云谲波诡。

邓小平来到深圳,在亲眼目睹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欣然提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特区不能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了。应当说,特区的发展不负众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了1987年6月左右,邓小平肯定地说:特区是成功的,不但决定正确,而且办得成功。

带着问号南下视察

邓小平为什么要在1984年春节前后到特区视察?应当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特区这个决策对不对?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

自1979年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开始创办经济特区以来,4年时间过去了,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绩。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两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但是,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围绕特区的是非和议论很多,特区本身也反映自身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

首先,特区发展遇到了种种困难。当时,已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曾多次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反映她在广东调研时看到特区面临的困难。1982年12月20日,章蕴在第二封给胡耀邦并邓小平的信中说,当地干部群众希望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信中呼吁,对制止滥发奖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劳多得”,以致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邓小平看了胡耀邦转给他的这封信后,对广东地区这种动态很关注,12月22日马上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蕴第三次给胡耀邦、邓小平写信,反映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继进,则困难重重。”问题主要是,一年多来特别是1982年以来,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广东特殊、灵活余地越来越小,步子越来越迈不开。

1983年1月1日,胡耀邦圈阅了这封信。邓小平在1月3日作出批示:“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其次,党内舆论也有对特区的非议。一些人把特区工作上的失误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一些人用旧中国的租界问题影射特区。从事特区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有些工作事事观望,推动缓慢。

所有这一切,都使邓小平特别关心特区问题。1984年春节前夕,为实地看看牵挂已久的特区问题,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刚到深圳时,他也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听听,看看,走走

在视察深圳过程中,可以看得出,邓小平说的话很少,主动发表意见也很少,主要是看,是提问,是感受,是理解。听完汇报后,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从小平视察深圳的过程中,可以归纳出这么几点:

他被深圳建设的热情深深感染。比如:1月24日下午4时4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罗湖商业区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很多高楼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此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80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眼前火热的建设情景感染着邓小平。看完后,邓小平说:“我都看清楚了。”他后来在北京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

他对深圳速度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月24日,参观深圳市容途中,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告诉邓小平,现在深圳三五天可以盖一层楼房。小平问:“都是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吗?”梁湘答:“基本上都是,还有江苏来的。”

小平后来在上海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

他的心和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关心和关注年轻人干事业。比如:他在听取蛇口汇报时,当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把由群众选举产生、当时36岁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小平时,邓小平高兴地把乔胜利拉到身旁坐下,问他什么学校毕业,掌握什么专业知识。小平说:“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当听到经济特区缺乏专业人才时,小平指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

开放政策是放不是收

视察深圳特区后,邓小平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

特区的路子走对了。1月28日晚上,邓小平在中山温泉宾馆会见了霍英东、马万祺等,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他后来在北京讲:“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开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回到北京后,他在2月24日的谈话中也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提出具体措施,落实放而不是收的政策。继续开放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小平在北京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新格局。(蒋永清)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