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27岁的小平在上海主动向中央请求去苏区工作，奔赴江西瑞金担任县委书记。此后转战苏区3年中，小平因抵制“左”倾被撤职处分，遭遇了政治生涯“三落三起”的“第一落”。
求真务实，在年轻的小平身上便已显山露水。他讲求实效卓越工作，他坚持真理直面坎坷。
2004年初夏，同样从上海出发，记者循着伟人的足迹，走进同一片红土地。
果敢务实的年轻书记
清晨，瑞金城东双清桥。据当地党史研究者严帆考证，小平1931年进瑞金城，走的就是这座桥。
桥面上挤挤挨挨，农民叫卖药草的声音此起彼伏，别有一种赣南生活的质感。然而当年，小平走过这座桥所见到的瑞金，如他后来在自述中所写：“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记者在瑞金竹头下巷，找到了当年的苏区干部刘家祁。这位老人说起久远往事，仍然心痛不已：“小平来以前，原来的瑞金县委书记搞肃反扩大化，杀了很多干部，全县人心惶惶。我当时在黄柏区当少共书记，我们区的区委书记、苏维埃主席都被抓了，大家很害怕，不敢去上班。”直到有一天，关押的人突然被放了回来，从他们劫后余生的声声感激中，刘家祁第一次听到了新任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名字。
年轻的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肃反”情况，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公开惩办了原县委书记，迅速释放了被冤屈干部，召开全县大会重建红色政权。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讲述：“小平到瑞金以后，有的苏维埃干部主持农村分田时，把比较好的土地留给自己，还有的地方是按劳力分田，小平听说后，卷着铺盖下到黄埠头村，实地调查研究，重新核定了分田标准，撤换了不称职的干部。”记者来到黄埠头村，村里知晓此事的老人都已不在世了。小平自己是不曾忘记的，1992年的一天，见孙子吃饭狼吞虎咽，他便笑着和家人说：“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
年轻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就是这般活泼而又务实地工作着，很快就使瑞金原先“死气沉沉”的局面大为改观。刘家祁老人回忆：“小平的青春活力还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呢。你们晓不晓得，小平有把‘加拿大’手枪？他起早就要练上一阵子；小平很风趣，见有人头发长了没剃，就打趣说脑壳长了小尾巴；小平没啥架子，记得我们到县里去开会汇报，完了管饭，他和我们一样，盛了饭就蹲在板凳上吃。我们瑞金的红薯叶子很好吃，小平见谁碗里多，就会乐呵呵地去那碗里夹上一筷子。”
在刘家祁老人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苏大”旧址叶坪，只见高大浓密的樟树群下，大片青草郁郁葱葱。当年就是在这里，小平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提灯晚会，庆祝“一苏大”的召开。“那时，我带着我们黄柏区的文艺队，吃过午饭就赶到了叶坪。好不容易等到晚上，灯亮起来了，歌唱起来了，人山人海，围成一圈又一圈，憋足了劲赛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参加进来，那个高兴啊，闹到深夜。”
谁也没想到，这样的欢欣仅仅过了一年多，小平就遭遇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
暴风骤雨，从“寻乌事件”开始。正是在这次风雨中，年轻的小平求真务实，体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健在的老红军黄加栋。老人精神矍铄，双手比划着讲起了当年的形势：“那是1932年底，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我们苏区南部的寻乌县。可是那时候，我们的红军主力集中在苏区北部打仗。”面对敌众我寡，当时已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书记的小平，及时组织了撤退，未曾料，就此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扣上了“仓皇失措、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帽子。
“当时我才十几岁，在寻乌附近打游击，队里几十个人也都是‘半伢子’。我们也没啥武器，大多只是根红缨枪，我是副班长，好歹手里还有支‘汉阳造’，可拉一栓也只能放一枪。而国民党军队有机关枪，敌强我弱，我们赶紧撤退了。”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翻开《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清晰看到，小平1932年调任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后，旗帜鲜明，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硬拼消耗的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有人诬蔑毛泽东理论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针锋相对：“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背景下，这样的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暴风雨很快就来了。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记者找到了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3年合订本，它详细记录了小平“第一落”始末：2月，《斗争》刊文公开点名，批判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寻乌事件”中，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并刊登在《斗争》上，小平被撤职缴枪，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5月6日，《斗争》又发表《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文，指责邓、毛、谢、古四人的所谓路线问题。
面对暴风骤雨，小平始终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一封封声明书，把强加于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词坚决顶了回去。即便背负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年轻的小平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那道后门，静静地透出光亮
磨难才刚刚开始。
小平被责令下基层改造，先是被派到乐安县南村，不足10天又令他返回宁都的苏区省委，到七里村参加劳动。
七里村最年长的老人廖富瑞，端来一张板凳让记者坐下：“我家隔壁就是省委，小时候我常常去那里玩。蔡畅教过我认字，还教过我唱儿歌呢。”只是，他不记得有个小平。那时正处在磨难期的小平，被下放到偏远的乡里劳动，默默无闻。
翻开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的自述书，其中一段话让记者惊撼：“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回忆道：“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记者走进当年苏区江西省委旧址。草长树古，掩映着那道后门，静静地透出光亮。一如小平，对真理的坚执，对风雨的淡定。
小平来寻白屋子
年轻的小平，尽管遭遇“第一落”，却从未动摇过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只要有机会，就孜孜以求地要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个人得失，不论职位高低。
记者来到瑞金城西的沙洲坝，寻访当年红军总政治部旧址。1933年夏，小平从宁都的乡下被调至红军总政治部，这时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
绕过几片水田，一幢白屋子近在眼前，那便是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记者推门进屋，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在右手第二间。房内一床一几一凳，就是在这里，尽管身处低谷，小平还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小平共编写了70多期《红星》报，直至遵义会议前，才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从白屋子往东，再走上一段田埂路，便是中央军委印刷所旧址，《红星》报就在这里出版。遥想当年，奔走其间的年轻小平，该是怎样的脚步匆匆？无数次的奔走，才有了这样的熟稔——1972年小平重返瑞金时，一眼看出当地把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所在地弄错了，说当年是幢白屋子，又循着记忆，把陪同人员一路引领到了屋前。
记者在路边一家瓦窑里，找到了那时住在白屋子的村民杨荣斌。老人盘腿坐话当年，那一幕宛若眼前：“小平来的那天下午，我正在里间干活，突然听到屋外传来说话的声音。往外一看，一群人正走进门来。打头那个，熟门熟路地用手指着点着，说这间是谁住过的，那间又是谁睡过的，好像对这里很熟。后来听人说，那就是邓小平。”
几个月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不经意间，瑞金这幢白屋子，见证了小平走向第一次复出，又见证了小平走向第二次复出。
蕴涵的历史必然是，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使小平始终能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时代的信任，一次次传奇复出，一次次拨乱反正，一次次力挽狂澜。
在那个年轻的瑞金县委书记身上，在那个激扬青春的苏区岁月，这样的力量已初露端倪。（郭泉真 黄海华）
（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