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谈到人才培养问题，自豪地说：“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这句话，也许我这个年龄不够招生条件的8岁小孩，就与中央音乐学院擦肩而过了。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和老师听我拉完琴后，让我回青岛等通知。可等了很久，没有一点消息。我父亲忍不住，给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写信询问，院方回信说希望不大。
原来，音乐学院就录不录取我的问题出现了两派意见。“反对派”认为录取我不符合招生规定，且没有先例。面对争议，赵院长无法定夺，请教音乐界元老李凌。李凌非常爱才，听了特别着急，让他女儿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希望毛毛在适当的时候跟邓老反映一下。谁也没有料到，邓老在随后的一次对外公开讲话里，提到了这件事。《参考消息》登了这条新闻。音乐学院的领导把这条新闻作为录取我的依据。就这样，我在8岁时，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专业的音乐之路。
关于我被破格录取之谜，后来我才知道还有许多细节。
父亲当年带我去北京时，先找到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的创建人之一，音乐界的元老。听完我的演奏后，他非常喜爱，立即让女儿妲娜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和教授叫来，一起听我拉琴。我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大家都认为拉得非常好，说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学习。可是李凌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该直接留在北京学习。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刚刚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接收入学困难很大。李凌只好给邓小平写信，请他帮忙想想办法。邓老见到信后，立即与有关单位联系，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打来电话，询问如何解决我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邓老的秘书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老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尽可能地给他创造条件。有一次甚至说，邓老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照顾，保姆费由他来出。
1977年12月，新华社的内参上刊登了邓老谈“8岁娃娃”的详情。邓老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急需人才，邓小平的谈话，无疑表明了他重视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从这短短的一段消息中，许多音乐界人士感觉到音乐人才的春天来了，而我便成了最早沐浴这和煦春风的幸运儿。
有意思的是，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十多年里，谁都没跟我讲起我进音乐学院的这段特殊历史。我从没想到，我的经历会跟一位政治领袖有关系。（吕思清）
（摘自《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