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这位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极大地改变中国面貌的老人，在去世7年之后，其家人把出版《邓小平文选》所得到的142万元稿费全部捐献出来，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
老人家曾说：“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这项基金，正是为“激励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从小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建。这一基金的受益者，恰好是在邓小平当年发起的改革中受益的第一代青少年的子女。
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他心急如焚：“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高中生毕业后至少要参加两年的生产劳动才能上大学，“双手老茧”是必要的资格。邓小平上任后的第12天，就要求教育部考虑废除这项规定，允许应届毕业生直接进大学读书。上任20天，邓小平就果断决策恢复高考，并且亲自把关，把有关政审的繁琐规定予以删除。他说，招生主要抓两条就可以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高考恢复，震动全国。从已经拖儿带女的“文革”前的“老三届”，到十六七岁的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高中生，纷纷交5角钱报名费、两张照片，涌向考场。当年度的全国招生计划只有27万，但报考者竟达到570万人！
重新工作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的一系列举措赢得全国亿万人民包括广大青年的心。大、中、小学校的教学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并恢复研究生招生，大批留学生派出国门。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家，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过邓小平的强力推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游行队伍里，大学生自发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标语。青年的情感发自内心。如果没有邓小平，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进大学读书。
中华振兴，从教育开始。在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年，《人民日报》如此评价这段历史：“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邓小平说过：“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因为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青年成长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对我们的国家要爱呀，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而他给这个国家制定的，是50年—100年的发展目标。从党的事业、民族复兴的大局考虑，他对于培养和教育青年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他的口头禅是“从娃娃抓起”。“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1983年底，杨振宁教授见到邓小平，告诉他：软件远比硬件要重要，美国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搞软件，好多尖端技术都是娃娃搞出来的，建议在科大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邓小平马上表示赞成，要求有关领导落实。“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娃娃。”他说，“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
“要不然来不及。”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无数次重复这样的话。
在退出政坛前夕，邓小平仍然在说：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好后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老人家就放心了。
他把对青年人的期望，概括为四个“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0年“六一”前夕，他为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当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又完整地重述以上这段话。
1983年“五四”青年节，邓小平为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5年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思想。
邓小平反复强调，青年要“有理想”“有纪律”：“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解释说：“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迫切希望青年人肩负起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
“对我们的国家要爱呀，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1992年视察南方，在珠海，这位当时已88岁高龄的老人向青年们发出深情的呼吁。
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我16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1993年，邓小平在写给他孙辈的信中说。“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年人就没缺点？”他对青年一代充满信任和期待。
他曾反复说：“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2年5月，陕西省一位公费留学生在巴黎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却一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拖了一年半以后，竟又被派回他出国前的老单位——富县广播站，继续当他的普通工人去了。邓小平听说后，作出严厉批示：“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为此，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发出通知，对全国县级以上单位党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大检查。
1984年春，李政道教授向邓小平建议，为了给中国在国外的科研人员回国后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可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做试点。如果有几百个流动站、几千名站员，就可以使全国年轻的科技人员流动起来。邓小平说：“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但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新事物，当即表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个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一年后，中国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
1992年在深圳视察时，邓小平说：“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在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邓小平看到坐在计算机旁边的都是年轻的业务骨干，非常高兴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年轻！”他热情地同一位女青年科技人员握手：“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走出公司大门，回头一看，还有20多位年轻人整整齐齐站在那里。于是，他又返回去和那群年轻人握手，一个都没落下。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一切事业的继承者
“文革”以前，邓小平长期主管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老人家有过多次非常具体的指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强调：“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
1979年初，邓小平再次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1992年8月，邓小平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致信首都十几所高校的大学生，并向全国的青年学生表示问候：实现我国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光荣使命，将历史地落在你们肩上。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前途同祖国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把自己培养成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祖国寄希望于你们，人民寄希望于你们。
他的这些要求，都已化入共青团的工作实践之中。
邓小平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从1990年起，共青团组织发起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一开始，在个别地方，工程的实施遇到很大阻力。有的基层干部根本不承认自己所在地区存在失学儿童。
这时，一辈子关心青少年教育工作的邓小平为希望工程亲笔题词，后来又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消息传出，社会上很快形成支持希望工程、支持教育事业的热潮，希望工程的事业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2004年，根据邓小平的遗愿，他的家人把老人的全部稿费捐献给青少年科技创新事业，有100名大、中、小学生幸运地获得了首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亿万青少年都感受到这位老人的关爱。老人家对后代的期许，超越了时空。（刘健）
（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