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的中国，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他没有能与我们一起走入21世纪，但却对21世纪做了很多思考、预见和构想。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距21世纪还有20多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到20世纪末世界将是什么面貌、中国将是什么面貌的问题。随后，他又进一步将思考的目标延伸到了下个世纪的前30年至50年。
对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指出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旧的格局还在变化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在这样一些总体判断的基础上，他认为：“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认为中国要继续发展与各个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的经济建设“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
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动向，邓小平始终给予密切的关注。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1988年10月，他明确地预见：“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愈益紧密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对中国的发展，邓小平早在1980年11月与外国客人会见时就指出：“中国要摆脱自己的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于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所以，“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正是着眼于长远，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他强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他要求把这个战略目标落到实处。1989年6月，在谈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他说：“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而为了实现到下个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基本路线不能变。“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他甚至将不变的时间都作了量化，斩钉截铁地声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在邓小平眼中，21世纪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中国的前景是美好的。“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用他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这句话作结尾，邓小平认为“这个结尾不错”。
回顾邓小平对21世纪的种种预见和构想，我们深感他的眼光是多么敏锐，多么深邃，多么富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善于审时度势，是保持我们战略上的预见性、主动性的必要条件。事实上，邓小平的很多预见都已经成为现实。按他的预见所作的筹划，使我们在刚刚进入新世纪之时，就掌握了很多战略上的主动权。进一步把握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摘自《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