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驻重庆。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享乐主义在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开始蔓延。当时，一些团以上干部在进入重庆城后，不愿住乡村，不愿到小城市去，不愿住在没有电灯的房子里。这些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于是亲自提笔起草了一封《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主义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
在这封信里，小平同志列举了种种现象，要求有关方面引起注意，加以改正。为了把在克服享乐主义思想方面该讲的话全部讲到，邓小平在信起草好后，没有马上发出去，而是放了两天，作了进一步修改，才送给刘伯承司令员等同志过目，并于1950年1月8日发出。
邓小平在这封信中写道：“根据在重庆了解，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邓小平特别指出，“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如果区党委、省委、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
从邓小平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注意我们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的。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后来能够从战争状态迅速走向经济恢复，保持城乡社会的稳定，与当时西南局党政军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
图为主政西南时期批阅文件的邓小平。
（本报记者 武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