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在翻译的“国家队”里干了5年。
给领导人当翻译不光是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因而翻译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30岁以上的，一般就不会再被安排担任领导人的口译工作了。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张维为在翻译室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年届30之时，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出了另一个选择：离开外交部，到联合国担任译员。
在翻译室工作期间，张维为曾在多个工作场合见到过邓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担任他的英语口译，则是到外交部工作两年以后，1985年8月28日上午9点40分，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步履平稳，身板平直，头发乌黑整齐。已经81岁高龄的他，看起来也就60岁出头。
在拜会邓小平之前，外国元首一般都已经会见过总书记和总理，因而，邓小平一般会询问：“和总书记谈得怎么样？”“和总理谈得怎么样？”“你们看我今天谈什么比较好？”外交部的领导便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当时经常请邓小平介绍国内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许多关于改革开放思路的阐述，都是在会见外宾时发表的，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惯例。那一天，在福建厅里，邓小平和中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坐到沙发上，点上熊猫牌香烟，开始听外交部长吴学谦的汇报。因为当时邓小平听力已经不太好，吴学谦的一些话要重复两遍。按礼宾惯例，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一般会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侧，但因为邓小平左耳的听力比右耳好，因此，礼宾司会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侧。
邓小平会见的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位桀骜不驯的非洲领导人，1981年访华时曾会见过邓小平，4年后的这次会面，交谈的主题仍是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问题。邓小平从土改谈起，耐心地向穆加贝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所带来的惩罚”，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贝似乎还是有一点不放心，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这时，张维为注意到邓小平脸上透出一丝不耐烦——这也是他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唯一一次看到邓流露出不耐之色。只见邓小平掐灭手中的香烟，习惯性地用食指点向前方，声音响亮有力：“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在张维为的记忆里，邓小平虽然是个耄耋老人，但脑子机敏，逻辑清晰，充满智慧。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已经非常熟悉他平实、直白的语言习惯，同时也领教过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唯一一次没有听懂邓小平的话，碰巧也是在他会见穆加贝的时候。
那一次会见是在1987年1月。邓小平谈到了“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显然连不上，张维为愣了一下。坐在一旁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是上海人，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提醒他“失误、失误”，他才反应过来。
张维为感觉到，邓小平有浓重的第三世界情结。他每次会见第三世界的领导人，通常会说：“我们一定能做好。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有一次，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一见面，邓小平就赞扬他：“你干得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差，你干得比他们更好。”
张维为看到，德奎利亚尔很高兴。
当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都希望能见到这位传奇的政治领导人。也有一些国家元首是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的。有位领导人曾经就越南占领柬埔寨和红色高棉问题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直接做了回应，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建议。显然，他对这些问题都有过深刻的思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为了让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要尽量减少他的工作，因此也减少了他的外事活动。会见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宾来访之前，由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接待方案，报部长批准；外交部再和邓办联系，安排具体时间。一般来说，只要是外交部提出的建议，邓小平基本上都会同意会见。
尽管外交礼宾安排严谨，但也有破例之时。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来中国访问。当时的总理在和他会谈之后，对这位独特的非洲领导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认为他对非洲问题的反思非常深刻，于是建议小平同志见见他。就这样，原本并无计划的罗林斯，有了拜会邓小平的机会。
当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中，警卫看到罗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园里，至半夜3点依然不寐。礼宾司官员给张维为打电话，请他去劝说罗林斯回房间休息：“明天还要见小平同志呢！”
张维为奉命前往。罗林斯告诉他，前几天在中国厦门特区的考察，让他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让他感慨万千，难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明天去见邓先生的时候，要好好向他请教。”（刘婉媛）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