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知道小平同志的名字，是在1931年。当时，我任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这年春天，中共湘赣省委告诉我们，红七军要经过永新到中央苏区去，要我们组织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和群众，在沙州集合欢迎红七军官兵。这时，红七军军长是李明瑞同志，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这支队伍从广西出发，历经百战，到达永新时，当地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和慰问远道而来的红军将士。我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翘首张望，但没有看到小平同志。后来得知小平同志转道去了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此，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就印在我的心中。
一
1956年9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代表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感到欢欣鼓舞。在这次大会上，我见到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健步走上主席台，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七大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党在执政情况下加强党建工作的主要方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坚持八大精神，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1964年4月，我正在曲阜蹲点，搞调查研究，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说，邓小平、彭真同志明天到山东。18日早饭过后，我和省委秘书长、济宁地委书记一起到兖州火车站迎接邓小平、彭真同志。小平同志那天兴致很高，在去曲阜的路上与我亲切交谈。到曲阜稍事休息后，上午我们陪同邓小平、彭真同志参观了孔庙、孔府；下午参观了孔林。我本打算简要汇报一下山东的情况，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上车，我们一起去济南。”就这样，我与邓小平、彭真同志一起回到济南。
4月19日上午，省委书记处的同志一起到南郊宾馆7号楼向邓小平、彭真同志汇报了山东的工作。汇报开始时，小平同志说：“吹一吹吧，随便谈。”一句话，使我们书记处的同志少了几分拘束、多了几分亲近。当我谈到1963年灾情比1962年重，但形势还是一年好于一年，粮食产量比1962年多时，小平同志说：“这是工作因素。”言语中包含着对山东工作的肯定，说明自然灾害和人的工作两方面，后者是决定因素这样一个哲理。当我们汇报到山东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不光解决涝的问题，还要解决旱的问题。”“整个水利工程，还是集中在黄河、淮河，人口多、土地多，搞好了可以调出粮食，搞不好还要调进粮食。不要只考虑一个省，整个流域要统一规划。”小平同志谈话始终体现着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
二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经过9年“文化大革命”，我国陷入政治经济全面危机。我这时虽然在浙江任省委第一书记，但已不堪重负。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全国人民都感到欣慰，浙江也有了希望。
1975年6月以后，小平同志非常关心浙江形势和整顿工作，他不但多次听取汇报，还派人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在小平同志支持下，省委在批派性的同时对派性头目进行了组织处理，抓生产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呈现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形势。
1975年9月15日，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要敢字当头，继续抓批判派性，抓全面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其中关键是整顿领导班子。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小平同志全面整顿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好景不长，农村工作座谈会不久，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全国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浙江是所谓“右倾翻案风”中“受害深、影响大、问题多”的省份。在浙江掀起“批邓联谭”运动时，我已被“四人帮”软禁在北京。1976年，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在我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时候，传来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欣喜之中殷切盼望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扭转困难局面，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整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三
1979年12月，正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年的时间，我当时还担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一天，接到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叫我速去北京。到京后，李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中央决定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到四川任第二书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没有意见，中央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我到四川前，去见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对我说：“四川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制定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然后，小平同志微笑地望着我说：“听说你也是很喜欢经常往下面跑的。多到下面跑跑看看，确实好处很多。讲经验，主要是这么两条。”
临告辞的时候，小平同志要我去见见叶帅，并叫我和当时奉命去安徽接替万里同志工作的张劲夫同志一道去。见叶帅时，叶帅鼓励我说：“四川是一个大省，1亿人口，1亿双手，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艰苦奋斗。要特别重视发展手工业，全国四大手工业多的省份，四川要数第一，这个优势不能丢。”
小平、先念同志和叶帅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很深的教益。特别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两条，不但给我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四
我在四川工作期间，到北京开会，还几次去小平同志家里汇报工作，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二滩水电站的建设问题；一个是三线建设军转民问题。二滩位于攀枝花市附近雅砻江下游，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但开发利用差，若建成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水电站，可缓解四川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小平同志听了建设二滩水电站的汇报表示赞成，后来还专门作了批示。我们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的三线工业基地是60年代中央决定并投资几百亿资金建立的。沿海大批企业内迁，那么多大型军工厂矿建在四川，在经济建设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必须使军工转向生产民品，搞军民结合。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后，小平同志说：“这件事要给张爱萍同志谈谈。”张爱萍同志当时任国防部部长，我把小平同志的话转告他，请他来四川一起考察了川西北三线建设的一些单位，又和他商定，把归属核工业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大部分单位逐步由山沟里搬到绵阳市郊，后来建立了专门机构，现在已建起一个科学城，军工企业通过调整改造，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重大。为此，我曾几次向小平同志汇报四川甘孜、阿坝等民族地区海拔高、条件艰苦，干部高寒补贴等却比毗邻的民族省区低；反映四川财政困难，单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1986年春节，小平同志来成都时，当时任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又向他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小平同志讲：“一视同仁。”后来国务院拨款1亿元，帮助我们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
五
1982年，我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看到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老交替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小平同志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从第一线退下来，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起了表率作用。当时我对鲁大东同志说，我们都到年龄了，也应该作退下来的准备，大东同志很赞同。回四川后，我们两人分别给中央写了报告，恳请中央批准我们从书记、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由比较年轻的同志担任。中央专门发文件把我们的报告通报全国，并加了批语，给我们以莫大的鼓励。
1986年春节小平同志来四川时，我向他请示，要求离开四川到山东落户。小平同志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此事要向中组部和中办专门报告。当时，小平同志还关切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什么困难？我说：“没有，能否请您给我留几个字。”小平同志很爽快地答应说：“好，拿笔来。”秘书说：“这里不方便，回到家里写吧。”小平同志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给我寄来了题字。小平同志用宣纸写了个斗方，上书：“人间重晚晴，书赠谭启龙同志，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我得到小平同志写给我的字后，十分珍惜，拿去裱好挂在家里，时时鞭策自己。不久，小平同志又通过卓琳同志给我写信，要我退下来后留在四川多当几年顾问。我深深感谢小平同志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中顾委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照相结束后，大家目送小平同志步出会场。小平同志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与我握手，指着我说：“你还这样年轻。”“你还在山东吗？”我说：“还在山东。”这时，新华社的同志抢镜头，给我留下同小平同志照的最后一张照片。（谭启龙）
（摘自《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