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2】

中篇 

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

为让乡亲们“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这是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习近平当年住过的窑洞。（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2016年12月24日摄）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在正定搞农村改革探索脱贫路

1982年春节，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过去。到了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有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来，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都支持他干。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是大丰收。一下子全县的人都说，看来这个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开来。这在河北算是早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

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习近平。 新华社发

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很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问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县里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的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去买过牛，黑白花牛（原产于荷兰等国，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间而得名）最好，但价格太贵了，我们买的是三河牛（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牛种，因集中分布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右旗三河地区而得名），价格便宜一半。

推动解决“连家船”和“茅草房”问题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的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者“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的家中走访，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这是宁德“连家船民”海边住的船寮（资料照片 ）。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福建宁德市下白石镇下岐村，“连家船民”告别了“风雨飘摇”，过上了“安居乐业”新生活。（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2015年3月25日摄）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共产党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抓“闽宁协作”落实先富帮后富

我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分管了3年农业。那时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到西海固看了以后，我说一定要响应中央号召，搞好对口扶贫工作。邓小平同志讲过，先富帮后富。我们改革开放，不搞平均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闽宁协作领导小组，我是组长，专门抓这个事情。

对口帮扶搞什么好？跟宁夏的同志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散掉。

宁夏泾源县兰大庄农民兰旭朋在移民庄盖起了新瓦房（资料照片）。

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移民吊庄。“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资很大，那时基本上只能搞一个试点。当时，福建搞了闽宁村，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附近，搬迁了几千户，花了上千万。国务院主抓扶贫的领导同志打电话说，移民吊庄这个经验好，能不能全这么搞？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接下来要继续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