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我从《晋绥日报》抽调出来，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重庆解放后，我作为《新华日报》城市组的负责人，曾在小平同志的住处大溪别墅多次参加过由他主持的会议，聆听过他的教诲和对一些大事的决策。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代伟人，小平同志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在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最初岁月就有了十分出色的表现。
柴米油盐和第一架飞机
1949年12月底的一天，我按照通知，来到大溪别墅的一间小会议室。一进屋，心里一震，原来邓小平、张际春、陈锡联、阎红彦等领导同志都坐在那里。他们穿着普通士兵的退色黄军装，坐着长条白木板凳，围坐在一张没有油漆的长方白木桌周围。我穿着二野发的黄军装，立正报告说，我是《新华日报》派来开会的。
正在桌子一头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点点头，用手一指，示意我坐在长条桌一头的空位上。这年，邓小平只有45岁。他讲起话来，满口四川乡音，铿锵有力。
邓小平说，我们的前线部队正在向昆明、成都进军，大的战斗不会再有了。我们应该立即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活。
他稍稍停顿，接着说：眼前最重要的是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组织好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举起双手，扳着手指，像数家珍似的述说着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米、布、煤、油折实牌价的数字。接着，他说：“那么，我们重庆，加上运费，每个折实单位应该有多少布、米、煤、油呢？我算了一下，应该是……”
他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看到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通过！”
小平同志用手指指我，说，你回去汇报，《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油、盐、煤、米的牌价。
小平同志日理万机，雷厉风行，敏锐地处理着一个个紧迫的问题。我心底情不自禁地升起崇高的敬意。
这当儿，秘书进来，递给小平同志一张纸条。他看了看，高声地笑着说：“好了，好了，中央给我们送钱来了。从北京到重庆的第一架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
小平同志当即对在座的兵团司令、重庆市第一任市长陈锡联同志下达指示：“你马上派一个营的部队，押送钱款，向贵阳、昆明前进，今天下午六点出发。”
陈锡联立刻走出会议室，到了另一间房子里。五六分钟后，陈锡联回来了，立正向邓小平报告：“你的命令已部署完毕。”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好，坐下继续开会！”
“我历来注意团结”
1989年11月20日，小平同志在二野战史座谈会上，谈到淮海战役中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时说：“团结很重要，我历来注意团结。”他说，在二野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二野有个好传统，同志之间都很协调。他还说：“二野所以能够炼成这样的部队，主要是上下信任。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
在西南，小平同志是团结的榜样和模范。他作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对第二、第三书记和其他同志都非常尊重。他主持的会议充满和谐民主气氛。对一些关系全局的大事，他总是虚心听取意见，决策时反复对比权衡，十分慎重。他虚怀若谷的态度更是令人折服。
大事如此，小事也这样。一天，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都讲了话。他在审阅这则会议新闻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讲话只作了少许修改，而对他自己的讲话却一笔划掉了。然后，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名字之后，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
邓小平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我想，正是这种海一般的宽阔胸怀，团结鼓舞千军万马共同战斗。
邓小平热爱自己的同志，在政治上总是严格要求。进入大城市以后，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但是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人，正如刘邓在1950年1月一次通知中说的那样，“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腐蚀起来……”
有的同志，一进城就喜新厌旧，闹家庭“改组”。有位山东的女干部，得悉丈夫闹“改组”，马上背着孩子，不远万里，从山东来到贵州，又转来西南妇联控告这个干部。小平同志知道后，愤慨地批评这类错误，并提到共产主义道德高度教育广大干部。对几位在生活上犯有错误的高级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七一”前后，在纪念建党29周年的日子里，西南机关深入开展整风运动。邓小平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的两万多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说，西南的20万党员、60万解放军都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那些因胜利冲昏头脑而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从泥沼中解放出来。”
建设人民的新西南
1950年元旦这天，刘伯承司令员在重庆庆祝西南解放大会上庄严宣告：解放西南的战役，已经在解放成都之后，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人民的新西南。
但是建设新西南应该从哪儿抓起？在千头万绪的紧迫事务里，哪一项是链子里的中心一环呢？
邓小平、刘伯承以及刚到重庆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副政委张际春等负责同志，连日在大溪别墅住地举行会议。
春耕时节到了。为调动广大农民恢复生产的积极性，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南减租暂行条例。它像春风吹绿大地一样，把幸福和希望播种到6000万农民的心里。
在城市，为恢复惨遭破坏的工商公用事业，重庆国家银行四个月贷款344亿元，扶助濒临倒闭的公私企业。同时，政府以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扶持公私企业。这一来，重庆的工商企业逐渐得到恢复，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
5月的一天，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在住地召开会议。他在回顾几个月的工作后说，现在许多被破坏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经济生活和市场有了好转，但是尚未根本好转。我们还面临着很大困难。我们要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事俱兴。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成渝铁路了，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四川人民渴望了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小平同志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辉，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他望着李达、蔡树藩、孙志远、赵健民等同志，笑着说，人民解放军要由战斗队转化为工作队，修建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这是个新任务，我们要从头学起。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会场庄严而朴素。主席台的土墩上，竖立着几根大竹杆，悬挂着一面面贺幛贺旗。一阵阵的礼炮声，伴着军工们嘹亮的歌声。
邓小平穿着白布衬衣，用高亢热情的话语，鼓动大家去进行新的战斗。他说，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就要从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今天开工修成渝铁路，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把事情办好，我们调出一部分军队参加修路，同志们是开路先锋！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顿时，口号声响震山城。军工战士列队出发了。这支英雄的钢铁队伍，一肩扛着步枪、机枪，一肩挑着扁担箩筐，唱着军歌，穿过市区向工地前进。沿途成千成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含着眼泪，尽情地鼓掌、欢呼。
经过两年日夜紧张施工，全长500多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了。邓小平在通车典礼上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纪希晨）
（摘自《新闻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