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逝去之痛（2）
进入2月，随着病情的变化，治疗小组向党中央报告了邓小平病情加重的情况。
那些日子，家人或是医生常常问首长“有什么话想说？”他总是不回答。
终于有一天，小平同志淡淡地说了一句：“该说的都说过了。”
首长一句话，让我马上想到的是1992年视察南方。是啊，那一年，老人把该说的都说过了。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以来，小平同志从来没有像1992年视察南方时那样话多，那样兴奋。他一反几十年言简意赅的常态，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反复地讲、反复地强调。他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不姓资”等等问题，讲得那样地具体和实际，那样地鼓舞人心。每到一地，他都要对那里的领导们反复叮咛、嘱咐，并寄予热切的希望，希望大家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大些，迈得实些，还要迈得快些，要尽快地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2月5日早晨，两只喜鹊在病房外面的树枝上喳喳地叫着，小平的病情也渐渐好些了。大家都说：好兆头，我们也可以回家过年了。但是，只过了两天，首长的病情又有些反复，开始低烧。
1997年2月8日，是阴历大年三十，整座病房静得出奇。卓琳和家人都在医院，病房的所有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医院守候着，默默地看护着小平同志。
除夕之夜，我把大家都召集到一块儿，向全体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大家为了工作不能和家人团聚，在此也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和感谢。
往年，若小平同志在上海或其他地方过年，按惯例，我总要在年三十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的感谢会。尽管工作人员宁可不回家也愿意为小平同志服务，但是我总要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毕竟是为了工作不能与家人一起过年。对每一个工作人员来说，那时的答谢会是集高兴与激动于一身的。
而此时，与以往过年不同的是，我与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的心情都不在过年上，所有人唯一关注的就是首长的病情。
为了大家的身体，又是年三十了，301医院的领导特意安排伙房给同志们做了几个好菜。
我首先对大家说：“过年了，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陪在首长身边一起过年，……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出奇迹……”
一句末了，我已说不下去了。
孙勇举起茶杯，以茶代酒，祝在场的人新春快乐，为首长身体康复，为医疗组创造奇迹，干杯！
负责医疗小组协调工作的于启林同志，他刚要说话，眼泪就滴下来，哽咽得泣不成声了。
301医院的每一位医护人员，何尝不想创造奇迹？此时，他们泪洒白衣，谁都说不出一句话，唯见个个脸上泪水点点。
当代医药科学发展的现状限制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奇迹没有发生。小平同志病情每况愈下。1997年2月19日晚上九点零八分，小平同志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几天以前，卓琳同志就已经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转告了邓小平的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捐献角膜，把骨灰撒入大海。
此时，卓琳带领全家人向小平遗体告别。尽管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的时候，卓琳同志的心碎了。她的脸紧紧贴着邓小平的脸，泪珠滚滚，泣而无声。
儿女们也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而心痛如绞，久久不忍离去。
从12月11日住院到2月19日，整整70天，“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悲痛地说。
整整70天，从党中央、医院领导、专家组、医护人员，到家人和工作人员，都做出巨大的努力，日夜企盼首长的病能好起来，直到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送给我们最后的一个礼物是：让全国人民过了一个祥和而平静的春节。
1997年2月19日，这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悲痛的日子。尽管小平同志病情危重已经多日，大家都作了思想准备。但是，当这位比自己的父亲还要亲密无间的老首长，再也不会醒来的时候，我的心似乎也随着首长走了，胸膛一下子空荡荡的。
那天晚上，就在小平同志永远地闭上双眼的那一时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扶在老首长的病榻上失声痛哭，憋在心底多时的眼泪倾泻而出。在首长的遗体移入冰柜之前，我从工作人员郭勤英手中接过刮脸刀，为首长刮了最后一次脸，梳了最后一次头（以往，小平同志每次接见外宾前，都是我为老人家吹头发，只有理发才去北京饭店）。当这一切都做完了，我身不由己地拽住工作人员，请求先不要把老人家放在那冰冷的柜子里，那样做太残酷了。我真的受不了了，眼泪顺着脸颊刷刷地往下流。
最后，我还是挣脱众人奔向了放置首长遗体的冰柜旁。
在太平间，我扶在首长的冰柜前痛哭着。别人告诉我，当卓琳同志知道我在太平间哭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叫他哭吧，一辈子了，他跟了老爷子一辈子了……”
我跟随了小平同志一辈子，整整40多个春秋的感情啊！这40多年岁月，是我与首长形同父子般相处的最好印证。我靠在冰柜旁，与老首长身在咫尺，却已隔九天，任凭同事们劝说，我那颗颤抖的心总是不能平静。
301医院的于启林和警卫战士王勋等人，一边抑制自己的悲痛，一边泪流满面地陪伴在我的身旁，任我把内心的痛苦倾泻出来。
那一刻，与首长形影相随的几十年的情景，就像秋天的落叶，就像冬天的雪花，忽忽悠悠地掠过我的脑海，而眼前，再也没有老人家的身影了，情何以堪！
我痛哭着，那是我生平从未有过的一次失声痛哭。
两个多小时以后，同志们把我拉起来，离开了太平间。
按照上级指示，于启林同志要立即写好小平同志逝世的讣告，并尽快送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手里。
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只有几个字的内容，然而此时，于启林手中的那支从未卡过壳的笔，在手中颤抖着，迟迟落不到纸上，接连几张白纸，都被泪水浸湿。
事后，当于启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那段时间，能亲自为我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服务，是一件荣幸的事情。短暂而又漫长的70天，让每一位医护人员对邓小平都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感情。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领袖，在邓小平病中，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他是一位十分谦和、十分顽强、十分有定力的伟人。守护在小平身边的这些日子，成为我们一生中难得的记忆，将永远不能忘怀。”
于启林还说：“这种痛苦是无言的、沉重而又长久的，胸中似乎总是十分憋闷。直到小平逝世的第二天中午午饭时，同事见到我，刚一提到‘邓小平’三个字，我的眼泪就刷地一下掉下来，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2月19日深夜，后事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卓琳让我给首长准备衣服，她对我说：“首长说了，走的时候不要买新的，还是旧的好，穿他平时喜欢穿的。”
她还说：“首长既然说了，咱们就一定要按照首长的意思去做。”
我知道，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首长一辈子的生活习惯，然而，此时此刻我的心里还是很感动，也很难过。
回到家里，我打开首长的衣柜，眼前是几身挂在那里多年的不同颜色的中山装。那身灰色的是首长的最爱。记得首长生前无论是接待外宾还是出国访问，都喜欢穿灰色的这一身，于是我就选择了这一身。拿好衣服后，我又找了一块干净的手绢放在了衣服的口袋里。这是首长生前的生活习惯，老人家喜欢用手绢，说这样方便。即使到了普遍都用纸巾的时候，首长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衣服都叠好了，我怔在那儿，看着这些熟悉的衣物，我又用手抚摸了好几遍。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为首长拿衣服了，最后一次。我的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泪水顺着嘴角落到首长的衣服上。
邓小平离开我们的时候，身上穿着那一身灰色的旧中山装，脚上的旧皮鞋底子都已磨光。不仅如此，他还留下遗嘱，要捐献眼角膜，遗体作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面对自己的后事，又不想让祖国为自己花哪怕是一分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