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出发，走出国门，去寻找自己人生的道路。
1949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一道率领人民解放军进驻山城，并主政西南，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新的征程。
在重庆的这段日子，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百废待兴的重庆谋划发展、运筹帷幄，并开创了重庆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大礼堂”“文化宫”等令世人惊叹的建筑先后拔地而起，为古老的山城留下了一笔永久传承的文化财富。
重庆标志
每一个到重庆的人都会去参观这座城市的标志——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酷似北京天坛的明清式建筑，是新中国第一座风格独特的民族建筑，也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留给重庆人民的文化财富。
建国初期的重庆，是中国西南行政区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然而这个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没有一座像样的集会场所。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作出决定，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礼堂。
1951年9月，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家德先生设计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开工建设。
大礼堂的建造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重庆的建设者在没有大型吊车的时代，采用“堆积法”，运用3.5万根楠竹、木板搭架，把4万多颗铆钉连成的总重量为280多吨的半圆形球壳顶盖，支撑在混凝土柱上，整个顶盖可随热胀冷缩，在支点座上内外移动44毫米，抗震效果非常突出。
人民大礼堂属于典型的民族建筑形式。它不仅重檐斗拱，色彩鲜艳，雕梁画栋，仪态庄重，而且体现出了现代建筑的四个特点：一、实用性。礼堂内部直径仅46米，却能容纳约4000人。二、坚固性。它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巍然屹立。三、经济性。它在当时只花费了437亿元（当时旧币1万元等于人民币1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刘、邓的支持下，派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承担主要施工任务，由此节省了一笔巨大的费用，它是当时的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四、观赏性。设计师张家德在设计过程中查阅、参考了古今中外大量资料，设计出汇明清风格，融天坛祈年殿和天安门城楼特点于一体的大礼堂，整个建筑典雅大方庄重肃穆。
大礼堂最初命名为“西南军政大会堂”，建成后命名“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1955年更名“重庆人民大礼堂”至今。这座竣工于1954年3月的建筑经典被载入了《世界建筑史》。在首批入选的43项新中国当代建筑中，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排列第二位。
文化牙祭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是小平亲自提议修建的“文化工程”。1950年12月，西南城市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打文化牙祭”。
“打牙祭”原是四川民间的方言，其含义是逢年过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邓小平提出“打文化牙祭”的意思是，要在提高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关注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的需要。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立即拨款在原川东师范学校旧址修建文化宫。文化宫与重庆人民大礼堂、大田湾体育馆并列，成为重庆解放初期的三大民心工程之一。1951年7月1日，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
1952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陪同前来的曹荻秋市长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回到住地后，小平总共写了36个字，又一个字一个字比较，用毛笔在其中圈出了17个字，最后从17个字中精选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字。1952年8月5日，文化宫开幕前夕，这10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安放在文化宫弧形的大门上。
商德伦是文化宫历史的见证人。1950年6月，他作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建工作组成员来到这里，并从此与文化宫结下情缘。
“1951年，重庆刚解放不久，山城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资金缺口很大，在财力物力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亲自提议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商德伦说，他永远都忘不了1952年5月1号，邓小平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的情景：“那天，邓小平在曹荻秋市长的陪同下，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展情况。曹市长邀请邓小平题写宫名，小平欣然答应了。当时我们准备了纸和笔、墨，小平说他要回去好好写。6月的一天，他的秘书通知我们去拿，秘书说他写得很高兴，总共写了36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比较，最后精选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字。”
改造王园、礼园和渝舍
枇杷山公园、鹅岭公园、重庆少年宫同样是邓小平留给重庆人的一道“文化大餐”。
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深感重庆市民文化娱乐的场所太少，那时国民经济正逐步复苏，人民的生活日趋稳定，这时，小平同志又从更高层次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另一种需求，即群众的文化娱乐需要。他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老百姓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庆是西南大区党政机关驻地，当时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机关（包括西南军区），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这些机构办公用房需求量很大，但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大兴土木建办公楼，是不可能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医大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面积非常小，没有办法，就把原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的“渝舍”作为市政府机关。
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一处叫“大溪别墅”的地方，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
“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位于城中心的枇杷山，并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30余亩的私人别墅，取名“王园”，以独门幽静而闻名。
“渝舍”也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座花园别墅，占地39亩。在绿树掩映之下，花园、球场、亭台楼阁一应俱全。这里原是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只有这二处了。但在小平同志心中，人民休闲娱乐的事更重要。他对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小平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他说：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一个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王园”“渝舍”占了，限定你们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陈锡联听到批评后，非常重视，但又苦于无现成的地方可搬迁，心里很着急，于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呈报给西南局，沉痛检查自己没有群众观念的错误。到了1950年9月，陈锡联离开重庆到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市委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邓小平作了检讨。临行前还一再向继任的市委书记张霖之、市长曹荻秋交代，一定要尽快想办法从“王园”“渝舍”搬出。
直到1954年，重庆的国民经济全面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才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随后。市政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市委机关办公楼改建成“重庆市博物馆”。
1955年，重庆市政府又在“渝舍”占地2.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了西南第一座大型少年宫，让20多万重庆少年儿童有了活动场所。
王园、渝舍的移交十分顺利，礼园的移交却颇费周折。
礼园，又名李园，位于鹅岭公园内，海拔340—380米，占地39亩，系清末重庆首富李耀庭的乡间别墅，也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区接管礼园，又将附近的鲜家花园、童家花园合并，总面积达98.1亩；并在园中广植花木、修复庭园，园内生机再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示西南军区将礼园移交重庆，辟为公园，但由于多种因素，一直拖到1958年3月，才移交给市政府。
1958年7月1日，重庆市政府将“礼园”辟为公园，命名为“鹅岭公园”。鹅岭公园的建成，不仅让重庆市民又多了一处文化活动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李金荣 衡元庆）
（摘自《红岩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