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最重要（2）
小平同志宽容豁达。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浩浩十年，邓小平饱受其苦，身受其害。但是，对于这起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他用一颗宽容的心拂去苦痛。他公平地认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是终其一生，功劳是主要的。
大音稀声扫阴霾。邓小平公正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宣称：“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他还谆谆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伟人风范。
若说邓小平心中没有委屈和苦痛是不真实的，但是他没有忌恨，没有沉沦。“文革”以后，为了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同志，他一方面循循善诱，另一方面带头承担起“文革”之前我党在“反右”和“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诸多责任。他说：搞“反右”和“大跃进”，我们常委都没有反对，我也有责任。能讲出这些话，需何等的肚量。
时过境迁，每每谈起“文革”时期的事，小平从不多说，更不纠结以往，总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邓小平处世心态，一方面是先天性格所致，更重要的方面是后天的修养使然。邓小平有一个应对国际局势的“28个字”的方略。这个治国安民的方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应对人生不测的行为准则。尤其是“韬光养晦”四个字，在小平的生命历程中尤其重要。
当我回想邓小平三下三上的政治生涯与整个人生时，深深感到，当年邓小平于退休之前，对江泽民等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讲的“冷静思考，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拙守，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28个字，可以看做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写照。
当年，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邓小平被定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曾两度被打倒，之所以四年以后毛主席让他从江西回到北京重新出来工作，与邓小平善于拙守、稳住脚跟有很大关系。
在江西的蹉跎岁月中，小平“韬光养晦”，利用闲暇学习和思索，为将来的“有所作用”做着思想准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将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不理不睬，他既针锋相对，又机智策略，经过冷静思考，采取了沉着应付的对策。
邓小平之所以针锋相对，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就说不通为自己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尽管为他平反在即，他仍旧坦然亮出自己的观点，绝不回避这个原则性政治问题。他之所以要冷静地思考和沉着应对这个原则问题，是因为华国锋是毛主席选择的接班人。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没有从“个人崇拜”的囿围中完全走出来。硬来是不行的。况且，毛主席选择华国锋接班，也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有力打击。鉴于这种种原因，邓小平对于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一是必须反对，二是要“沉着应付”。
1978年，邓小平以74岁高龄挑起整治“文革”后的烂摊子的重任，并以极大的勇气受任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如果他担当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于理于情都说得通。但是，一向以为人民做点事情为重的邓小平，青年时期就可以为了坚持真理不惧怕罢官，从而第一次被打倒，更何况到了晚年，重任已担在肩上，官位于他无足挂齿。让年轻的同志上去，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无须赘述。
当邓小平已经退休，于85岁耄耋之年，再次毅然登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只大船，来到风口浪尖上把握航向的时候，有谁还会去想老人家是否考虑过职位和权力？
1992年视察南方，他贡献了自己晚年时期的全部心血，把“该说的全说了”。他想要的是中国尽快繁荣富强、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而非自己的职位。这种高风亮节不是世人轻易就可以做到的。难怪当邓小平逝世之后，不少外电评述说：不过是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人去世，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引起如此震动，可见邓小平个人魅力的强大。
1984年10月10日，前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问邓小平“长寿秘诀”，小平的回答简单诙谐：“我一向乐观，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邓小平的乐观显现着他的性格、凝聚着他的经历。或者说，同是乐观派，其外在表现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新中国第二任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就是有名的乐观之人，因此也是长寿之人。他的乐观却是另一个样子，与邓小平不同。
吕正操与邓小平同年出生，2009年过世，享年106岁。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吕老是有名的乐观达人。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常常像个老小孩。他喜爱打桥牌，最爱做的运动是打网球，而且打得很不错。吕老曾经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三件事：打鬼子，修铁路，打网球。
“文革”以后，吕老解放出来，但是当时还没有配车，已经70多岁的吕老就经常背着网球拍子乘公交车去体育馆打网球。那时候，邓小平也经常约吕正操打桥牌。吕老、胡耀邦、万里、荣高棠等人都是关系十分融洽的好朋友，大家还经常开开玩笑。
我记得，1981年的一天，时任体委主任的荣高棠在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体育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提高我国各项体育运动项目的水平。邓小平和万里、吕正操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快结束时，荣高棠总结说：比如说网球，运动员都要向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吕老学习。他的网球打得好，连我们一些年轻人都打不过他，尤其是他的那种精神感人呀！
荣高棠说到这里，就开始笑谈了：吕老70多岁的人了，还自己背着球拍挤公交车去打球；更可喜的是他的取胜精神，不赢绝不走。
说到这里，荣高棠还逗趣地问吕老：是吧，吕老？
这句话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因为大家都了解这个“老小孩”的特点。
在一旁的邓小平没听清楚，荣高棠就又向小平重复了一遍，小平一听也哈哈笑了起来。
有一年在北戴河，吕老对我说：“你告诉老爷子（指邓小平），打网球我打不过万里，打桥牌我比他打得好。”这就是吕正操的乐观。
我把这话告诉了小平，小平说：“是啊，我知道打得都不错。好吧，约他们打一次桥牌。”
尽管吕正操的乐观与邓小平不同，说到底，都是乐观自信、心胸坦荡，所以他们都是长寿之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工作重点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段时间，小平同志从不考虑个人恩怨，他就像在“文革”中什么迫害也没有受过一样，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中心。虽然跟小平同志几十年了，许多事情仍然让我肃然起敬。
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揭批运动就开始了，到1978年10月，已经进行了两年。10月3日下午，小平同志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人谈话，主要是商议“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在谈到民主、法制等一些具体工作上的问题时，小平谈到了有关揭批“四人帮”的事情。
小平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得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对祸国殃民“四人帮”的憎恨，小平同志内心不比别人差。他在“文革”中的遭遇，都是“四人帮”一手造成的。然而，小平没有以个人恩怨来考虑问题。他的那一句“总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四人帮’搞的”，是坦诚豁达而又实事求是的话。“文革”运动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除了“四人帮”的祸害，原因是多方面的。搞揭批运动，目的是尽快地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把我国的工作重心尽快地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不能总是囿于过去的悲痛中停滞不前，更不能不负责任、不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问题推得一干二净。（张宝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