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推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注重“点、线、面、体”的递次推进，即首先在点上突破，进而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最终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凸显出卓越的推动改革的领导力，本文主要以1975年整顿为例进行解读。
找准改革的突破“点”
1975年春天，时局困顿，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开始对全国进行全面整顿，推动经济建设正常化。
万事开头难。从哪儿开始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俗话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全面整顿虽然强调全面，但在整顿一开始时不宜全面开花，应当集中力量从“点”着手，找准改革的突破点。关键是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性”问题，这对撬动全面整顿具有战略性的牵引作用，做到“纲举目张”。找准改革的突破点，关键要从大看小，从国内形势和当前任务出发找准改革的突破点。
当时导致全国经济混乱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不同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邓小平认为，交通运输问题是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作为连接原材料和产品供销的中间环节，运输问题解决不好一方面会使得原材料供应跟不上从而导致开工不足，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运不出去，又直接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全面整顿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好交通运输这个瓶颈。
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是以铁路为主，因此解决运输问题的关键是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3月5日的《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讲话中指出：“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生产下降、事故惊人、纪律松弛、堵塞严重。全国各地的铁路大多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运输任务。徐州、郑州、南昌、长沙、南京等地铁路局的情况都差不多。
铁路系统的整顿从哪儿开始呢？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邓小平选择了从整顿徐州铁路局开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徐州铁路运输最为重要；第二，徐州铁路局派性问题最为严重；第三，对徐州铁路整顿的共识度最高。
邓小平推动改革的领导力，首先表现为找准全面整顿的突破点——整顿徐州铁路局。交通运输是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铁路运输是重中之重。徐州铁路局既是铁路运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也是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且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全国舆论对此都有着广泛的共识。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选择突破口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权衡这三个方面的重合点：一是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二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三是形成广泛共识的问题。
点、线、面、体递次推进
1975年3月5日，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中央出台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始着手整顿徐州铁路局和全国铁路系统。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接见与会人员，一反常规，不同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上去了，再拉手。“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对闹派性坚持不改的，“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当场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后来，徐州铁路整顿只用了12天，面貌就焕然一新。
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定把在这个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由点到线；然后再用整顿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由线到面。因此，邓小平即于3月25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推广徐州经验。3月底，负责整顿的干部从徐州转向南京和江苏等地方的铁路枢纽。随后，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在全国推广整顿徐州铁路局的经验。1975年4月到6月，徐州铁路的整顿取得成效和经验后，又将铁路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长沙、昆明、郑明，并取得成效。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铁路运输问题和煤炭供应问题解决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钢铁的生产问题。“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邓小平整顿钢铁生产仍然是从抓大开始，把重点放在钢产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和本钢、首钢、攀钢、马钢），因为八大钢厂的钢产量占全国百分之五十，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五。特别是四家最大的钢铁厂——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它们都没有完成指标。鞍钢的问题最大，关键是领导“软、懒、散”。邓小平运用整顿徐州铁路局的经验很快成功地解决了鞍钢的问题，然后又相继解决了其他钢厂的问题。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的领导力是从点的突破开始，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从而实现全面整顿。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点、线、面、体”递次推进关键是首先要有点的突破，但点、线、面、体的先后顺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要相互配合、统筹兼顾，点中有线、线中有面。比如，中央9号文件出台后，尽管整顿徐州铁路刚刚开始，但邓小平就意识到，铁路运输的问题克服后，煤炭生产问题的解决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邓小平给时任煤炭部长徐今强打气，利用运输条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产，重点是铁路运输便利的产煤区——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和东北。
在领导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有力掌控全面整顿的先后顺序，灵活把握全面整顿的节奏和进展，先后领导了从铁路运输到钢铁企业、从工业领域到教科文卫领域的整顿工作，并取得较大成效，这样的成绩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极其难得的。邓小平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推动改革的领导力首先是从点的突破开始，没有点在纵深的突破，不可能振奋精神，提振信心，赢得信誉；有了点的突破，在线、面、体上的整顿才能事半功倍。
把改革的促进派尽快用起来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也是邓小平推动改革最重要的领导经验之一。后来，邓小平把1975年整顿的经验归纳为一条——“抓头头”。他说：“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主政西南时就掌管工业、以后在北京城市建设中业绩卓著的万里，主持当时问题最为严重、地位十分重要的铁道部工作。一旦万里整顿徐州铁路局取得进展，马上把整顿队伍派到其他铁路局，并请万里在国务院会议上介绍徐州经验，把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领域和其他部门。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期间，大胆启用万里、张爱萍、胡耀邦等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对他们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铁道部、国防科技、科学院等方面的整顿。这些领导同志都既敢于改革又善于改革，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
用好改革的促进派关键是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问题，把敢于碰硬的干部尽快用起来。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他强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又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
用好改革的促进派关键是自上而下选好用好省市县一把手，重点是夯实市县层面。邓小平认为，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邓小平强调：解决党的领导软弱的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
1975年7月，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整顿开始向党的干部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及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入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在“文革”极度困难期间形成比较良好的局面，而这一切既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凝心聚力，也离不开邓小平“点、线、面、体”递次推进的推动改革的领导力。更重要的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是用实际行动纠正“文革”错误的有力举措，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