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政西南时期批阅文件的邓小平。
在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的邓小平。
编前：吴启权教授是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作为研究小平与四川关系最为深透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小平家人的肯定。其著有《红军长征在四川》、《邓小平与四川》、《毛泽东长征在四川》、《小平蜀乡情》等许多重要专著，尤其是《小平蜀乡情》一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展现了世纪伟人浓浓的蜀乡情结，描绘了四川的人文风情，是一本极具价值的重要读物。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市作家协会主席、本报特约记者邱秋就小平同志在大西南期间的活动对吴启权教授进行了专访，以此作为本报"追寻小平足迹"大型采访活动在西南的另一种形式的呈现，以飨读者。
虽为老朋友，但采访吴启权教授，我还是费了一点周折。他很忙，一般谢绝采访，但清楚我的来意后，即欣然应允与我好好聊聊。
吴教授是对小平与四川的关系研究最为深透的著名专家之一。他写的《小平蜀乡情》一书，史料翔实，文笔生动，不仅展现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浓浓的蜀乡情结，也描绘了四川的人文风情，成为一本极具保存价值的重要读物。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极富文采的书开始。
吴教授说，写《小平蜀乡情》这本书是他很早的一个愿望。在他看来，一生使用纯正四川话的小平同志，蜀乡情溢于言表。20多年前，他就开始了对有关资料的收集。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还沿着邓小平当年的足迹去了省内外许多地方。
吴教授说，《小平蜀乡情》这本书，从酝酿、到脱稿、直至出版的整个过程，得到了广安蔡世武、邓欲治等省内外朋友的鼎力相助，得到了小平同志家人（女儿、妹妹、妹夫）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朋友的鼎力相助。
我希望吴教授能讲讲当年小平在西南时的一些情况。他说，小平与西南的故事太多太多，只能选择几个说说。
小平倡议组建西南服务团
小平是1920年夏天离开四川的，出发的地点就是重庆。当时他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川东少年。29年后，他又回来了，但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带着千军万马回到这块土地上。他29年的人生弧线宛如画了一个圈，又落归起点。
那是1949年。这次回川是由毛泽东点名的。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央军委电示第二野战军：“小平准备入川”，“西南的重心是四川”。此前3个月，毛泽东就曾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接着，邓小平被委以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重任。
在毛泽东眼里，“西南的重心是四川”；而在蒋介石的眼中，“四川也是西南的核心”。足见四川在国共两位决策者心中的地位了。于是就有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刘邓大军运筹帷幄，决胜西南的壮举。
吴教授告诉我，在回顾挺进大西南壮举的同时，我们特别要提到当时小平倡议建立的西南服务团。这个服务团对于后来西南地区的解放和巩固产生了很关键的作用。当时西南地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条件艰苦，敌情复杂，加之少数民族众多，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必须要有一批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这样才能在战争取胜的情况下去接管地方，建立巩固的地方政权。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倡议下，一支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四川籍、云南籍、贵州籍为主的老区干部和江浙一带的大中学生组成的西南服务团宣告成立，迅速地融入了进军大西南的铁流中。小平亲自为这支队伍的同志作报告。其中一次报告，名称就叫《论忠诚与老实》。小平同志讲：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对党要老实，对群众要老实，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既严肃认真又诙谐风趣，既娓娓动听又逻辑性强，让西南服务团的青年们懂得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个人和党和群众的关系，如何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老老实实对待革命的需要。邓小平讲，西南有七千万人口，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好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是，那里历来是封建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西南是全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方，再加上蒋介石十多年的统治和经营，一切困难都落在了西南。因此要准备吃苦，再加上好好学习，向西南人民学习，向周围同志学习，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学习。西南服务团的万余名青年学生作为新鲜血液融合到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中，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迈着坚实的步伐，唱着“大西南呀好地方，金银财宝地下藏”的歌曲，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小长征中，在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下走向了大西南。这批同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解放大西南、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建设大西南的宏伟事业中献出了青春和热血。谈到这里，吴老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证明，邓小平倡议组建西南服务团的决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为我们西南地区干部队伍的形成和培养，对迅速稳定当时刚解放的西南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枕无忧的享乐主义是极端危险的思想
说到西南的解放，我问起了吴教授，当年的部队有些什么想法。吴教授告诉我，解放大西南是邓小平直接参与指挥的二野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战，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享乐主义在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开始蔓延。似乎觉得战争结束，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应当好好享受一下。当时，一些团以上干部在进入重庆城后，不愿住乡村，不愿到小城市去，不愿住在没有电灯的房子里。这些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这不是享乐主义是什么呢？如果任其下去不是很危险吗？于是小平同志亲自提笔起草了一封《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主义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在这封信里，小平同志列举了种种现象，要求有关方面引起注意，加以改正。为了把在克服享乐主义思想方面该讲的话全部讲到，邓小平在信起草好后，没有马上发出去，而是放了两天，作了进一步修改，才送给刘伯承司令员等同志过目，并于1950年1月8日发出。邓小平在这封信中写到：“根据在重庆了解，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邓小平特别指出，“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如果区党委、省委、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为了引起二野各部队对克服享乐主义思想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就在这封信发出的第四天，邓小平又和刘伯承一道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克服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指示》文件。
吴教授说，从小平同志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注意我们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的。他在信中所讲的思想正好体现了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精神。毛主席当时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吴教授说，其实当年二野还没有到达西南时，邓小平同志就已经对此有了关注。他曾多次讲到，进城以后要特别警惕骄傲自满的情绪发生，汲取李闯王打进北京城后的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当时，二野的许多老战士跟部队进入四川后，还不能完全听懂四川话，但是一出《李自成进北京》的川剧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戏是应邓小平等领导要求演给官兵们看的，让他们明白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的道理。由此可见小平同志多么重视战争结束后如何保证我们的党和军队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作风。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后来能够从战争状态迅速走向经济恢复，保持城乡社会的稳定，是与当时西南局党政军的优良作风分不开的。今天来看，小平同志当年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与我们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成渝铁路，圆了川人半个世纪的梦
采访中，我问到了当年成渝铁路的修建情况。因为这是四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吴教授说，确实如此。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成渝铁路的修建成功与他解放西南的战略指导思想密不可分。成渝铁路是新中国建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期盼。这条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达成都。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这天下午4时，邓小平和重庆万余军民一起，冒雨在浮图关参加了开工典礼并致辞。
修建这条铁路，曾经有过一段辛酸的历史。当年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想剥夺中国人民自主修建这条铁路的的权利，以致引发了后来著名的辛亥保路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就是小平的老乡广安人蒲殿俊。当年在小学读书时的邓小平还参加了声援保路同志会的活动。他对四川人近半个世纪渴望修筑成渝铁路的夙愿从没忘记过。1949年6、7两个月，邓小平两次来到上海找到陈毅市长的堂兄，对成渝铁路修建情况很了解的陈修和，请他为修建成渝铁路物色一批技术人才，并写一份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当时，解放大西南的成都战役还未打响，而在这时，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会议，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这条为四川人民所盼望的铁路终于正式开工。成渝铁路所经之地山高水恶，自然险阻多多，尤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敌特骚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此，修建铁路的工人除了民工外，主力军是三万多西南军区的工兵部队。到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完成了路基石方4211万余立方米，隧道43座，架设大中型桥梁84座，修建房屋23万平方米。这条铁路完全是中国人自行设计、修筑的，采用的也全部是国产器材。当年的四川军民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铁路梦，终于在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努力下实现了。7月1日，成渝两地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邓小平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通车典礼。在这个庆典上，邓小平还挥笔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为什么在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百业待兴的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人要做出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呢？吴教授用了邓小平当年的话来回答。他告诉我，邓小平说过，“我们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决不能百废俱兴。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建成渝铁路，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在1950年6月15日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邓小平在致辞中也强调，“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我们今天修建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得到解决，求得克服，并防止发生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从这可以看出，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其目的就是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这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邓小平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心中始终装着的是群众，是民生，是为老百姓谋福祉。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干部们深思的。
故土情依依，乡音总难忘
谈起邓小平对四川家乡的情结，吴教授更是话语丰富，如数家珍。他说，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用的是纯正的四川话，在天安门阅兵时问候官兵说的是四川话，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是讲四川话。他曾经说过，“我是四川人”，“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吴教授回忆，2003年他在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邓小平家中，采访过小平的夫人卓琳及大女儿邓林。邓林向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央曾准备筹建一个三峡省，有意将广安划归重庆，因为广安离重庆很近，只有100多公里，而广安到成都则有300多公里之遥。邓小平听说后，对邓林讲：我不想改变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小平的小女儿毛毛是1950年1月出生在重庆的，她赞成把广安划到重庆去。毛毛说，我是重庆人。但是小平同志还是说：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不想改我的籍贯。为这事，吴教授当年曾经找过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经济学家辛文同志求证。筹建三峡省是国务院1984年正式定下来的。1986年6月以前，辛文同志都在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工作，任国务院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辛文告诉吴教授，小平同志当年确实有个想法，搞个川东省，使全国人口最多的四川一分为二，把当时的重庆市、万县地区、涪陵地区、黔江地区放进去，把西南中心城市之一的重庆作为川东省的省会，以更好地发挥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作用，以此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可以更好地促进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尽管三峡省因故最终没有成立，成立了中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重庆市，我认为这还是体现的邓小平同志原先的想法。只是不叫川东省而是叫中央直辖市了。事实证明，川渝分治对于四川的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至于讲到筹建三峡省时征求小平同志意见，愿不愿意把广安划到重庆去，我听说过这件事。小平同志说他不改他的四川籍贯，他还做四川人，这说明他的四川情结很浓。
说到小平的故土情结，吴教授说这类的故事真是太多了。他说，你看小平，说川话、吃川菜、听川剧、看四川的龙灯、穿四川的布鞋等等。对小平来说，家乡的景最美，家乡的水最甜，家乡的鱼最鲜，家乡的白市柚最可口，家乡的豌豆尖也最好吃。吴教授说，1986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宾馆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到四川，回到家乡，才能吃到真正的豌豆尖。”他曾经和金牛宾馆的工作人员摆过龙门阵，讲了他这样说的原因，是他在其他地方也吃过豌豆尖，都不行，太老不嫩，难吃。只有四川的豌豆尖又嫩又鲜，清香扑鼻。少小离家的小平喜欢家乡的物产，觉得家乡人会吃，特别有口福。当年他每次回四川，都要带些家乡的鲜菜回北京，分给老帅们共同享受。在冬天和初春，成都豌豆尖上市，他就带豌豆尖去北京，蒜薹上市时就带蒜薹。
吴教授说，小平对川菜情有独钟。他曾采访过邓小平的三妹邓先群少将。邓先群告诉他，小平走到哪里都要说川菜好。有一次邓先群和小平去作客，那次是吃鱼，小平尝了一口说，吃鱼还是豆瓣烧鱼才好吃，而且还要正宗的郫县豆瓣。邓小平的二妹邓先芙也曾告诉吴教授，“小平大哥回四川，特别喜欢家乡的豆花儿。”邓先芙曾陪小平走过成都、峨眉山以及四川很多地方，到哪里，他都要吃豆花儿。白嫩嫩的豆花儿端上桌来，很丰富的佐料，切的小小的黄色榨菜，细细的绿色葱花儿，碎碎的黑色紫菜，尤其是那麻味、辣味，都很让他喜欢。在北京他是不容易吃到这种正宗的四川豆花儿的。
我问吴教授，既然小平这样热爱家乡，为啥他从1920年离开广安后就再也没回广安了呢？吴教授说，为这个问题，他曾经采访过小平的妹妹和女儿。他的二妹邓先芙说，她曾问过大哥，“广安多次请你回去指导工作，你为什么不回去？”大哥说，回老家干什么？我们一回广安，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成都也是老家，四川也是老家，中国也是老家。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学杨森，杨森说，要广为安排我们广安的人。凡是杨家的亲戚，他都要照顾，都要安排职务。我们共产党不能搞这套。三妹邓先群也告诉吴教授：“我也向大哥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哥说，广安老家也没得啥子人了，回去干啥子？不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宣扬自己嘛！有一次，广安家乡来人向大哥提出要整修邓家老院子，大哥说，修它干什么，是啥样子就是啥样子，有钱去整修，不如去修个学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扰乱地方。直到1989年我才和二姑姑邓先芙一起回了一趟广安。”
吴教授说，对小平亲人的这些采访，已经足以回答小平为什么不回家的原因了。其实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能够让人得到深深启发。现在我们有的人一旦身居官位，就非常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衣锦还乡，排场不小。和小平同志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作为一个邓小平生平及思想的研究者，吴教授对小平的感情是深厚的。他说，他曾经多次到过广安，对广安这块热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接受小平家乡《广安日报》的采访，非常高兴。他想起当年参观小平故居时，见到过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撰写的一副楹联，至今记忆犹新。马老的楹联是：“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吴教授说，马老的这副楹联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广安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表达了人们对小平同志不朽历史功绩的由衷敬意，广安也因之而为人们所向往。他祝愿广安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更加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建设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处美好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