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老工人陶端缙在现场向记者讲述当年小平劳动的情况。
1969年10月到1973年初，邓小平、卓琳夫妇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他们与工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友们心中，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代伟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更是那个他们熟悉的和蔼可亲的“老邓”。8月23日至24日，“追寻小平足迹”采访组来到新建县，找到当年的老工人陶端缙、涂宗礼、程红杏，听他们讲一讲——
“我在法国时，就干过这活”
现年77岁的陶端缙，脸上洋溢着老工人特有的厚道和热诚。小平到厂里时他才30出头，当时到处搞军事化管理，小平一家人叫他“陶排长”，实际上就是当年的车间主任。
“我是在老邓来前几天才接到通知的，厂领导告诉我们，一是要做好保密工作，二是让小平在这里能够安心劳动。”陶端缙告诉记者，时任厂长罗朋，原来就是刘邓大军的一员战将，文革时挨整才被弄到新建拖拉机修造厂当书记。为了小平在这里安心劳动，他布置了保卫工作，而且借搞大扫除的名目，把厂区原来与小平有关的文革标语洗掉了。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邓小平、卓琳第一次来到工厂。陶端缙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小平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衣服洗得有点褪色，精神状态不太好。见面时，小平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红卫兵，他回答道：“我们车间以老工人为主，没有红卫兵，你在这里就放心吧。”
考虑到他们年纪大了，陶端缙安排邓小平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卓琳则在电工班拆、洗线圈。但后来他发现，洗零件需要不断地蹲下和起身，小平当时已经65岁了，蹲下和起身都比较费劲，站起来时不得不深呼一口气，然后再费力地蹲下继续干活。而且，由于长期与油打交道，小平的手开始过敏，皮肤经常起疙瘩。
陶端缙看在眼里，觉得非常内疚，决定给小平换个更适合他干的活。不久，陶端缙便重新安排小平按照图纸去描线。很快，他又发现以老人的眼力干这份“精细活”，还是很吃力。最后，在征求小平意见后，又换作钳工，虽然这个活儿很费力，但小平却很适应，干起来像一位老钳工。经过对比，小平相当于四级钳工！小平笑着解释道：“当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儿。”每天，小平都干得大汗淋漓，大家劝他做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他却说：我出身毛毛汗，会更舒服一点。
“不怕，热一热，还能吃”
不管刮风下雨，小平每天都坚持准时上下班，进门时笑眯眯地用四川话给大家打招呼：早上好！下班又是一句：明天见。如果哪个工友有一两天没有上班，等到见面时，小平便会关切地问，昨天怎么没有来上班，是不是生病了？对工人同志的关心溢于言表。
老工人涂宗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在锉镙丝时，不小心将铁屑溅到了小平的眼里，“当时，我吓死了，老邓是中央来的首长，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啊。”但小平却只是抹了抹了眼角说：“没得事，没得事。”还宽慰他说：“不要担心。”
涂宗礼告诉记者，小平从不搞特殊化，冬天来了，他的外套里面就是一件毛线衣和毛线裤，从没穿过棉袄。工友们好几次说要给他搞点木炭烤火，他都说不需要。夏天，车间有些热，厂领导提出给小平专门准备一把小风扇，也被小平拒绝了。工友们考虑到他年纪大，专门为他修的简易休息间，他一次也没有去住过。
小平生活简朴也让人敬服，涂宗礼回忆说，小平夫妇来了半年后，他们两个就拿了铜脸盆、剪子到厂里来，让工友们帮忙补一下，磨一下。有一次，与卓琳同在一个电工班的工友程红杏来到邓家，看到饭桌上有一盘吃剩的茄子，她闻了一下，下意识地说：“这菜有点馊了。”但小平听到了就说：“不怕，热一热，还能吃。”
小平的低调、平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不提要求，工友们主动为他着想，为他做事：小平从工厂走回居住的“将军楼”，有6里路，而且要经过一个集市，人流量密集，看到小平经过，当地群众还会经常围过来看看，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往往要走上1个小时，而且很不安全。于是，工友们花了两天时间专门从拖拉机厂为小平修了一条直达住所的小路，从这条路回家，只需要20分钟。“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了东西要还”
工人程红杏当年还是一位小姑娘，和卓琳同在电工班。因为性格开朗，她和卓琳关系很好，相处的时间很多。她告诉记者，和小平夫妇相处久了，她发现，他们虽是中央首长，却没有一点架子，挺有人情味的。
小平夫妇在拖拉机修造厂的两三年间，每逢过年过节，卓琳便要包粽子、酿米酒，程红杏则常常为卓琳提供糯米和酒引子。为了表示感谢，卓琳还用许多桅子花做成一个大项圈送给程红杏，“这东西挂在家里，满屋子清香，我把它挂在床架上，直到没有香气了才取下来。”
卓琳和小平在同一个厂房内上班，担心小平身体不好，卓琳总是非常留意小平的状况。有一天上班时，卓琳发现正在锯镙丝的小平脸色发白，锯着锯着，突然晕倒在工作台上。卓琳知道这是小平血糖低的反应，便十分焦急地叫着程红杏：“小程，小程，你快到你家找点白糖开水来。”程红杏说，在当时那情景下，她不加思索，便跑回家里（家在厂内）端来一碗白糖开水，卓琳给小平送服后，厂里又马上安排一辆拖拉机将小平夫妇送回步兵学校。
几天后，小平夫妇又来上班了，卓琳还带上一大包白糖给程红杏，并笑着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了东西要还。”程红杏舍不得一个人吃，便与车间里的工友们一起分享。“谢谢对我们一家人的照顾”
1972年2月的一天，已经结婚生子的程红杏正在家里带孩子，卓琳和家人提着糖果和水果突然走进屋来，“小程，明天我们就要走啦，来向你辞行。”后来，她们又去了好几个工人家，挨个向工友道别。
听到这一消息，大家既为小平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很不舍。第二天，工友们纷纷提着鸡蛋、花生来到小平家，走拢时，他们家的很多东西都已装上了车。见工友们来送行，小平又从车上把桌子搬进家里，卓琳也从车上拿出糖果来放在桌上，热情地叫大家吃糖果。
大家依依不舍地寒暄了好一阵子，是该起程的时候了，小平夫妇站在门口，与工友们逐个握手话别，“谢谢对我们一家的照顾。”“望着小平一家乘车逐渐远去，好几个工友当时就流下了眼泪。”程红杏一边说，一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眼眶闪着泪花。
离开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小平，虽然再未回来，但他仍然关心着这里，用另一种方式回报着当年帮助他的工友们。为解决工厂职工上下班以及生产所需，他先后协调相关部门为厂里解决了一辆40座上饶产的大客车，以及一辆解放牌卡车。得知厂里有500万元的货款收不回来，还帮忙让欠款单位及时返还了欠款。“我们家不会为难他”
陶端缙告诉记者，八十年代有一篇回忆小平在江西的文章，他看后，觉得文章里对当时警卫“看管”小平同志的人的评价有偏颇。
1980年，陶端缙写了一封信给小平，讲了自己的意见。恰好后来江西省博物馆馆长有事去北京找邓家，陶端缙拜托他问问这件事。邓朴方告诉馆长，陶的信已经收到了，他爸爸看了后就笑了，说“黄干事是‘左’了些，但不要怪他，是上面规定的，我们家不会为难他，希望江西也不要为难他。”
“为了写这封信，我想了很久很久，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大度，结果会这么好。”说到这，憨直的陶端缙不由得有些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