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是和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翻阅《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就会发现邓小平在文章和谈话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就是“问题”，几乎每一篇都在谈问题，都是围绕问题展开论述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用时下流行的说法，邓小平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邓小平就是在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勤于思考问题
邓小平退休后曾这样总结自己的革命生涯：“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可见，思考问题是邓小平毕生坚持的习惯。
邓小平思考问题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几年，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 党内“两个凡是”盛行，教条主义严重，思想很不解放。邓小平复出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倡导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冲破“禁区”， 思考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1978年秋，他在东北视察时就呼吁各级干部“要开动脑筋， 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 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针对一些人划“禁区”， 不敢独立思考的做法，邓小平严肃指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思考问题始终坚持一个方向，这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倡导全党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是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的。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在谈到当时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指出：通过“这个文件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如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服务， 是邓小平这一时期思考问题的根本指向。“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邓小平思考问题讲究科学的思想方法， 这就是务实、辩证、创新、宏观。务实，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要求大家思考问题“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 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并且认为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辩证，就是用全面联系变化的观点看问题。邓小平经常讲人们的思想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 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 创新，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地学习，“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 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宏观， 就是要有大局意识、战略意识。邓小平指出： “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邓小平特别提倡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问题。他指出：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89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新的领导班子“要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这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
勇于提出问题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邓小平就具有这样的洞察力和想象力。
邓小平注重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问题。他反复强调要“研究新情况”，就是要求全党分析历史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关于国际形势，邓小平指出，要随时关注并注意研究，“我们对外政策都是根据我们对国际问题总的看法和总的分析得出来的。”同样， 对于国内问题，邓小平也十分注意根据新的条件提出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 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是空的。”
邓小平注重抓根本问题、普遍问题、要害问题、战略问题。他经常讲：“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 “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上，抓到点子上”。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邓小平就指出，从全局来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为了打破平均主义，他指出： 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还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关于工业发展，邓小平认为：“我们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会管理。我们要学会管理，善于组织我们的工业。”关于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的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邓小平不仅关注当前的问题，也关注即将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新问题。1980年，中央按照翻两番的要求制定“六五计划”时，邓小平关注的是怎样尽快发展起来的问题，他指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过了三年，邓小平发现了新问题。1983年初，邓小平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根据最近的统计，一九八二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左右，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增长百分之四的计划。前两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一九八二年是头一次出现。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90 年代初，经过治理整顿，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他告诫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1992年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已经胜利在望。此时，邓小平又开始思考发展起来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了。1993 年，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在他看来，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必然出现。发展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总是说：“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善于解决问题
邓小平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问题。用他的话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他在谈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时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邓小平解决问题注重抓落实。他要求：“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 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方针定了，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确定后，还得有措施。如果没有措施，方针政策也是空的。”
邓小平解决问题注重统筹兼顾。一是善于在诸多问题中抓关键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的三大任务，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 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二是分清轻重缓急，一定时期着重解决一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我们不得不采取既要有重点，又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的政策。”例如，1977年，邓小平在恢复领导职务后，首先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然后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再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三是不断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问题。邓小平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79年，广东省提出建立出口加工区，邓小平给予大力支持，迈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1984 年初，邓小平到广东、福建、上海考察后， 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回到北京后，他就提出了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他提出，除了现在的特区外， 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在他的倡导下，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以及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沿岸地区。1987年又建立海南特区。这就构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开放得到稳固之后，1990年邓小平又提出开发上海浦东。他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最终形成。
邓小平注重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经常强调：“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比如，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这是个新的问题， 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邓小平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倡导和运用的新办法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前后多次强调，“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里的“实事”，其实多是指“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矛盾。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开始的。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思想观点都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 联系在一起，都是从“问题”中产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问题”的土壤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