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至 196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邓小平认同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务实、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不拘一格；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打破平均主义，让农民富起来；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制订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搞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一套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不应越来越小，而应越来越丰富；等等。这些重要的思想认识成果，为他后来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 ]邓小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制度；认识成果
从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到 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十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错误，但一直是一边犯错误一边纠正，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仍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务实、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为他后来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本文拟对此作一较为系统的梳理。
一、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 1956年筹备和召开八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获取的一个十分宝贵的思想认识。1955年下半年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逐步显露，促使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经验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1956年 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方面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震动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苏联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思想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内，一时间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讨问题的风气。
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问题至为复杂”的大西南主政两年十个月，调中央工作后又长期分管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工作，非常了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实际情况。在参与筹备召开八大的过程中，他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听取经济部门汇报等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他不仅在 1956年上半年同朱德等赴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弊端有切身的感受；而且又在下半年同刘少奇等再赴莫斯科协助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经验带来的恶果有切身的感受。这些，使他对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更清醒和坚定的认识。1956年 11月 17日，也就是在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指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并且指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邓小平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6年11月17日。）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符合中国实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此在邓小平的思想上扎下了根。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不拘一格
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暴露出社会主义的“丑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冲击，也对人们已有的社会主义观造成严重冲击。在中国，波匈事件的发生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行不通？成为人们思想上最大的疑惑。1957年 1月 12日，邓小平应邀到清华大学为师生作报告，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此作出解答。他说：“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当说，我们现在的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是适合的，是好的。”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作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不是完善的”，还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基本制度”要通过恰当的“具体制度”和方法去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他主张不拘一格。他说：“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怎么样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呢？他指出：“重要的是应当对那些正确的要坚持，对那些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记录，1957年 1月 12日。）
这是在中国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邓小平对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思考，成为他的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改革观的基本观点。“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后来则成为体现他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名言。
三、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 1958年开始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邓小平是少有的坚持运用这一基本原理分析问题者之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铺开后，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左”的错误的症结之一，就是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主观随意地拔高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被认为是人民公社样板的河北省徐水县，最早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1958年10月，邓小平在徐水县视察时提出，生产关系不要搞得太纯，“除了全民所有制外”，还要允许“小集体”。接着他在云南视察时明确批评：“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徐水县搞清一色全民所有制“那个办法行不通”，要照顾“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 10月 25日。）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和基层干部工作方法上的错误，并涉及到纠正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界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就“什么是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发言指出，“实现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总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水平”。“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58年 11月 7日。）他批评一些地方宣布实现全民所有制言过其实，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由于连续两年大面积自然灾害和 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影响，到 1960
年冬全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从 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7月，邓小平赴东北调查，实际情况更使他感到调整要从党员干部的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明确提出要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错误。他在听取哈尔滨市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搞这样高的”。并说“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邓小平在听取哈尔滨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61年 7月 22日。)
四、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割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理解社会主义原则，陷入“唯生产关系论”，在生产关系上折腾来折腾去。1961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后，邓小平和陈云等开始深入思考从生产关系上调整农村政策的问题。1962年 3月底，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如何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时说：“原则是哪种办法见效快就用哪种办法，不要拘泥于形式”，“不要担心个人多了，集体少了，无非是百分之十几，这里出点富裕农民也不怕”。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 3月 29日。)
七千人大会后，一些地方农村摸索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引起争议。1962年 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 7月 2日。)这就是后来有人概括的“猫论”。之后，他又将“猫论”进一步展开，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的“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23—324页。) 他的这一思想主张，使当时党内探讨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和气氛更加活跃。
邓小平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这一时期提出的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主张，虽然在不久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否定；但是，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成果，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邓小平上述思想观点，特别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生产关系要多种多样的思想，成为十多年后中国改革的思想源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邓小平当年调整和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具体思路。
五、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要打破平均主义，让农民富起来
人民公社实行穷过渡，在所有制上拔高为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也实行接近按需分配的生活资料供给制，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1958年 11月，人民公社化运动刚铺开不久，邓小平在贵州考察时就对此表示怀疑，他说“还得有差别，还得有按劳取酬”。到 1961年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邓小平南下调查进一步认识到调整不只是降低钢铁指标等，还要从人民公社体制上进行调整。3月，他在四川成都考察人民公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只简单靠政治挂帅”，“没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还是不行的”，并且分析说：没有按劳分配，就不能各尽所能，就调动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 3月 29日。）这时，打破平均主义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供给制的比例直至取消供给制。邓小平南下调查后，又于 4月份和彭真到北京郊区农村作调查。5月 10日，他和彭真给中央提交的《关于北京郊区农村调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供给制“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06页。）
打破平均主义，即意味着收入分配上出现差别，而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所不允许的。邓小平不仅认为应当有这种差别，而且提出了“让农民富起来”的政策思想。1961年 1月 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从西藏考察回来的中央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的汇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富起来”，“让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修点房子”。并且说：“农民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团一团上。”（《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43—244页。）
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明确提出“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一家家富起来，是非常可贵的，这实际上是他关于农村政策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十多年后，他领导和推动农村改革，初衷还是为了让农民富起来，农村改革的政策还是从“富农”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