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在邓小平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是一段极其重要的、不同寻常的经历。这段经历对邓小平的一生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邓小平同志在“长征过程中，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取得的，邓小平则坚定地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长征路上，邓小平曾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在协助中央核心领导工作期间，参加了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长征，使邓小平亲自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革命是如何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不仅把足迹和风采留在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而且把平凡而又闪光的业绩和精神融进了长征这部英雄的史诗之中……
长征路上的“精神会餐”
1933年，邓小平经受了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由于抵制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与妻子金维映离婚。这是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的“第一落”，但别人从其言行举止中丝毫看不出他正在经受着磨难。
当时，刚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认识的刘英就是如此。有一次，刘英刚从于都“扩红”回来，邓小平高兴地伸着大拇指表扬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那神情比刘英本人还要高兴。刘英回到驻地与一位熟人聊起此事，熟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告诉她：“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被撤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孤零零地剩了一个人。”刘英说：“看他那模样，一点事儿也没有。”
就是怀着这样的乐观主义精神，邓小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路上，红军既无根据地为依托，也无后方的接济，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风餐露宿，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忧心忡忡、悲观失望，而邓小平却在这种艰苦的日子里寻找乐趣。每当晚上行军没有敌情的时候，邓小平常与李富春、潘汉年、贾拓夫、陆定一、李一氓等红军总政治部的同志并肩而行，趁着月朗风清，和大家谈天说地，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豪情万丈，“不知东方之既白”。他和大家在行军时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无不涉及，常常使大家忘记了疲倦。李富春戏称这为“徒步吹牛皮”。幽默乐观、态度随和的邓小平特别受欢迎，谁都愿意跟他一起走。长征路上没有什么吃的，每当大家聊到各地的特色美食时，邓小平就会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如何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唾沫，这种“画饼充饥”的做法被大家称为“精神会餐”。正如刘英所说：“长征这一路上，艰苦得很，只要同小平同志他们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这样乐观、豁达，谁又能想到他正经受着政治上的打击和感情上的失意呢？
主编《红星》报鼓舞士气
邓小平积极的人生态度，还体现在他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中。他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参加长征的。
长征开始后，根据地的另外两个报刊《红色中华》报和《斗争》相继停刊，《红星》报就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了，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该报作为全军“政治指导员”的重要作用。白天，邓小平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行军作战，一到宿营地后，就开始搜集各军团的战况，并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撰写文章，指导全军的军事行动。为了及时出版报纸，邓小平经常在马背上编稿、写社论，停下来就埋头排版、书写美术标题、刻蜡版、搞油印。行军中邓小平看到，由于红军仓促上路，准备太差，在萧瑟的秋风中还有不少战士没有鞋子穿，甚至光着脚行军。为此，邓小平在《红星》报上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邓小平在文章中呼吁各军团、各师、各团、各营的领导都要把解决战士们的草鞋问题，提高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上去认识，并提出了解决草鞋问题的具体方法。
长征途中，邓小平发现红军缺少防空知识，引发了不少的伤亡，于是他在《红星》报上发表了题为《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及时介绍防空知识和对空射击方法。邓小平还通过《红星》报对红军战士进行防病教育，要求红军指战员们“注意卫生，不吃冷水”，办法是每人做一个竹筒，装上开水，行军作战都能用。《红星》报还注意宣传红军指战员中的优秀事迹，通过榜样的力量，鼓舞士气。
在长征中，《红星》报共出版28期，其中，邓小平负责出版了七八期，平均十多天一期，短的时候三五天一期。长征开始一个月后，邓小平为了轻装行军，扔掉了一台笨重的油印机，只靠着一台手滚油印机坚持编印工作，出版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红星》报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受到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许多人回忆起来，都说“从中学到许多革命知识”。
政治生命的重要转折
1934年12月18日，转战到贵州的红军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邓小平被调任中央秘书长。不久，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秘书长的身份自始自终参加了会议，虽然他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支持者。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他由遵义会议前因坚持真理而遭到排挤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并转换到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成为中央领导的助手，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也为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奠定了基础。
1935年6月底，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的职位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到一军团后，全军展开了为跨越草地作准备的工作。
草地到处是“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险恶沼泽，被当地人称为“鸟儿也飞不过”的地方。8月下旬，红军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历程，由于这里人烟稀少，物产贫乏，红军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筹到多少粮食，因此进入草地后，缺食之苦极大地威胁着指战员们生命……干粮很快吃完，战士们便觅食野菜，咀嚼火烧水煮的皮带、枪带、皮鞋、皮马鞍。草地的昼夜温差达二十几度，没有帐篷，没有被盖，晚上战士们围着火坐拢一堆，你挤着我，我挤着你，靠相互的体温，抵御凛冽的高原风雪，共度漫漫长夜。
在艰难困苦面前，邓小平和各级宣传干部，组织动员指战员们在草地行军中编出顺口溜和诗歌传唱，鼓舞大家的士气。顺口溜精彩地反映了红军与大自然搏斗的风采。他们说：“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直到宿营地。”“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
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一军团以大约百分之十的牺牲代价才走出草地，红二师由于减员太多，只好缩编成一个营。
识人、用人、育人的好首长
曾跟随邓小平工作的梁必业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故事。那是红一军团东征到山西赵城、洪洞一带时，有一天，部队夜行军到达石芷，邓小平的警卫员带着一个新兵找到他，说要把这个新兵分到宣传队。梁必业一看，这个新兵又黑又瘦，胡子拉碴，年龄30多岁。一般在宣传队工作的人年纪都很小，会唱会演会跑会跳，这人怎么会分到宣传队呢？梁必业对警卫员说：“我们宣传队不要这么大年纪的，你带回去吧。”警卫员回去如实向邓小平报告：“梁队长嫌老了，不要。”邓小平却坚持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于是，警卫员又把这个新兵给梁必业送了过去。不久，梁必业发现这个新兵虽然年龄大了些，但社会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工作积极，政治进步很快。而且，由于他比较老成，扮演老太太是个好手，还是队里管理化妆品和道具的能手。后来，这个新兵还担任了宣传队分队长。可见，邓小平开展工作不墨守成规，不带偏见，他察人、识人、用人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邓小平的培养下，许多同志离开宣传队后都走上了基层或机关业务部门的政治工作岗位，有的还逐渐成长为领导干部。
长征中有不少娃娃兵。邓小平身边也有不少，他每次看着娃娃兵们行走吃力，便会跳下马，说道：“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还把他们当中的“重点对象”扶上马，自己却迈开双脚，信步前行。邓小平还十分关心这些娃娃兵的成长。在一次急行军后，军团机关在路旁的树林里休息待命，他来到这些小同志面前，笑眯眯地问：“还想学文化吗？”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很想！”邓小平顺手从树上折下一根枝条，在沙地上教大家认“红军”“革命”等词。15岁就跟在邓小平身边的赖和明回忆说，他自己的名字就是那时候邓小平教会的。大家认识一些常用字后，邓小平就开始教大家读书，在他的教导下，许多红军小战士利用行军、战斗间隙刻苦学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个人的秉性是一以贯之的。在长征那种尤其艰难的环境下，邓小平所展现出来的品质和才能，在他之后的岁月中愈益显著。那可贵的乐观精神、朴素的人文关怀，坚持原则又勇于突破的杰出才干，给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带来了福祉。而若干年后，当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却只回答了简单的三个字：“跟到走。”(本报记者 赵大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