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
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他们两人扭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和进程。会前，邓小平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追寻这两位关键人物在1978年秋冬时节的故事，是观察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绝佳视角。
陈云的发言扭转会议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级干部走进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他们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全会一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宣布了3个议题：一、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而且，华国锋还提出，在讨论这3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会场上大部分人都是拥护的。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大家心头，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思想上的枷锁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华国锋定下的议题就被突破了。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等等。
虽然陈云当时只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在党内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八项决定。随着活泼民主的会议气氛逐渐升温，平反冤假错案、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会议共识应运而生。
邓小平罕见地动笔写提纲
此时，会议上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刚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他没有赶上会议开幕，原本准备在闭幕时发表讲话，主要谈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没想到，回国后短短几天，会议形势大变，他找来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
12月2日，胡耀邦和于光远一起到了邓小平家里，邓小平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一向很少写提纲的邓小平拿出一沓16开的纸，用铅笔写了一份提纲，8条要点，1600字，写了3页，交给于光远。
提纲中的第一条是对会议的评价。邓小平的意思是：“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条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据于光远生前回忆，“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从邓小平家里回来，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两三天就写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重申稿子不能长篇大论，语言要少些，干净一些反而明确。最终，8条改为4条，全文不到8000字，邓小平自己想好了标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读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并没有提出新政策，邓小平也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创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颠覆了当时还很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体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这也许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于光远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讲话中。”
陈云推动邓小平复出
闭幕式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才结束。这天是星期五，很多代表留在京西宾馆，没有马上回去。经过36天的讨论，大家已有共识：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必须进行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这就得召开全会才能完成必需的程序。中央考虑，三中全会本来也要开了，趁主要代表都在北京，正好一气呵成，下周一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提出3项任务：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产生新的中纪委。代表们用2天时间看文件，3天时间分组讨论。此时，虽然全会仍由华国锋主持，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两个相邻而坐的人身上：邓小平和陈云。实际上，邓小平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复出主持工作，陈云功不可没。
1976年清明节，北京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叶剑英、胡耀邦等人以各种方式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2月14日，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指示下，工作人员找到陈云，要求他按照中央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简报。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最终，会议简报没有刊发陈云的发言稿，但他的讲话早已流传开，得到广泛赞同。1977年7月，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陈云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就在全会召开前不久，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速度的问题。陈云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要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
但在务虚会上，“洋跃进”成了流行的观点。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陈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
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坚决认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既积极又稳妥”“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不能同韩国、台湾比，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他们主要是搞加工工业，而且有美国扶植，因此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
陈云的经济观念和基本思想最终被中央工作会议所接受。会上普遍认为，如果要把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对经济专家陈云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议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在对外贸易、经济体制改革、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等方面，都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主席台上，邓小平和陈云并肩而坐。历史选择了这一对搭档：邓小平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从此，几十年来思想上、经济上“左”的错误得以纠正，天翻地覆的变化即将到来。(范小舟)
(摘自《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