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12日晚七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于12日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他不动声色地坐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座位上。这是邓小平在林彪事件后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很快，就被敏锐的一位外国记者发现了。“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这位外国记者报道说，“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很快，一条特大新闻传遍世界！
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到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露面，中间隔了一年半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曲折。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突发，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他立即抓住机遇，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泽东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还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
1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写了一大段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个批语，虽然还有“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总的说来，对邓小平作了一个很不错的政治结论，特别是肯定他在中央苏区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即早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骨干；肯定他“打仗得力”“有战功”，全国解放后做过好事，突出的是“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而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即1972年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语，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批语有此意向，但毕竟没有说得十分明白。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
按此通知精神，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地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恩来即致函纪登奎、汪东兴，传达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同时又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提上日程。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3月10日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晚上，同李先念、江青约邓小平会面。29日，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住处同毛见面。毛同邓握手时，讲了一句话：“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对邓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星期天，下午，周恩来即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并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
按原定安排，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4月19日抵京，邓小平接待，公开露面。这时，一个新的外事活动，使邓小平的公开露面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是西哈努克亲王于4月12日返回北京。
诚然，邓小平复出后的公开露面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后来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让全世界进一步知道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措施：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主动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当与会政治局委员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江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会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毛的提议。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江青也只得参加。那天她穿了一件猩红的大衣，显得特别扎眼。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通过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程中原)
（摘自《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