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严峻、压力很大，但又百思不得其解。”2004年8月，说起20年前的特区，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沉重言道。当时，改革开放刚刚5年，一切都还在摸索当中，特区的发展正遭受着众多的非议。特区盼望着小平的到来。
1984年1月，小平来了。“我这次来，行不行呢，我看后再说，现在不评论。”小平如是说。他一趟下来简简单单却又意味深长，一路行进，一路考量……
小平对我讲：我看后再说
讲述人：梁灵光 身份：广东省原省长
1979年，小平提出在广东创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1980年11月，我受命南下，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第一书记（次年被选为广州市长），后任广东省省长。
1979年中央决定开始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同时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大大激发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等地人民建设特区的热情。“三天建一层楼”，成群高楼拔地而起，真有点“一天等于二十年”之感。“深圳速度”名扬海内外。
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求富心切的人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这种情况下，难免鱼龙混杂、沉浑泛起，不择手段，违法乱纪的事时有发生。诸如“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话语不停干扰改革的步伐。所有这些反映和说法，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形势严峻、压力很大，但又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很疑惑，我们盼望总设计师能给我们指明方向。
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在1984年1月来到广东。
邓小平事先在火车上对我讲：“我这次来，行不行呢，我看后再说，现在不评论。”
在陪同小平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陪同小平同志参观深圳渔民村，当时这个村只有34户，全部住上小楼房，人均分配一年2800元。小平同志在看后说出了“假如全国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好”这句话。村支书说，这全是托“邓伯伯”的福，小平同志谦逊地说：“是党中央领导的正确。”从这简短的对话里，我已看出他对改革开放、对兴办特区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看到他谦虚的作风，所以我印象最深。
最高兴的时刻是在珠海参观了工厂、宾馆、直升机场和港口等设施后，珠海市委请他题字，他大笔一挥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他提笔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写。提笔以后，我在琢磨他到底写什么。看到“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好”字写完时，我紧悬的心才开始放松了，毕竟小平同志正式肯定了特区是好的，我想既然珠海好，深圳比珠海发展得更好，也应该是肯定的。所以这个时刻是我陪同他视察过程最高兴的时刻。
小平回京后肯定蛇口口号
讲述人：袁庚 身份：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我还记得，1979年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能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当时，这正说到了我的心里。
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笑话。英国剑桥大学经济考察团来访，有个领导干部问他们：“你们大学是建（剑）多大的桥的？”有个领导干部向谷牧汇报，为了说明他自己思想解放的变化程度，说不止是180度，而是360度的转变。有个干部问美国商人说：“英国讲的是英文，美国讲的是什么文？”这些被袁庚称为“完全不能适应对外开放工作”的干部给了他进行干部体制改革的决心。
所以，1980年，我向中央写报告，要求通过考试，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最终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为刚刚诞生的蛇口“实验田”选来了真正需要的中坚力量。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也许你很难相信，这是源于一个“4分钱的奖金”的故事。
那是在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顺岸码头工程动工。为加快工程进度，承建商交通部四航局开始实行按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即完成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4分钱。
然而，就是这4分钱的奖励，在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奖金挂帅”的大讨论，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工程的进度又慢了下来。不得已，一份“关于蛇口码头延误工程”报告通过新华社内参的途径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在中央领导“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的批示下，定额超产奖励办法才得以恢复。
那时，我们就在想怎样把定额超产奖励方法用一种可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固定下来？考虑到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前提，1982年初，我们把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竖在了蛇口人的面前。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的时候虽然按照“不表态”的原则对口号不置可否，但回北京之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里说：“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小平题词后艰难慢慢过去
讲述人：吴健民 身份：珠海市委原第一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要求我区要自己搞起来，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下达了命令，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就是要到这个特殊地方组织特殊的工作。
我去到珠海以后，对改革就有了切身的体
会：一是，这件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路子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二是，珠海只是一个县，按照当时的行政级别，是个三级县，是个小地方。我们只有依靠当地县的干部队伍来组织领导大家同心协力办特区。但是，干部本身的观念跟不上，工作起来觉得很吃力。我们出点什么主意，干部都不能理解。三是，我们原先的体制问题，我们感到每个动作都受到制约，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
珠海初期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对珠海的第一印象是，很多人都在往外逃。那时，珠海经济收入比较低，体制也比较保守落后，人家看见澳门是天堂，都往那边逃，申请正式手续又不可能。我刚到那里申请正式手续的累计只有1.5万人，那些申请不到的，就盘算着怎样偷跑过去。那个时候觉得工作很艰难。
不过，艰难还是慢慢过去了。1984年小平为珠海题下让珠海人永生难忘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后，珠海特区建设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一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4亿多元，这条血路，真正被珠海人“杀”出来了。
我看到了一个平凡而又可亲的小平
讲述人：关相生 身份：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
我还记得在听取深圳市委常委的汇报时，小平不断涌现出新的想法，给当时的深圳指出了若干种可能。有一次，小平问在座的深圳市领导：“土地收税，是否与香港一样？最近一个美国学者讲：应收土地税，否则以后会吃大亏，你们研究一下。”接着又说：“核电站要搞。”然后马上又说：“华裔朋友(指陈济棠儿子)提出在深圳办一所大学，以美国的办学方法，设管理系、电子专业，教员请外边著名学者兼课，管理请华人当校长，规模大得很。”
后来，我们陪同小平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中心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顶层天台时，由于电梯不能直到天台，80岁的邓小平步行一层，健步登上天台。当时气温只有11摄氏度，他不穿大衣不戴帽子围着天台转了几圈，俯瞰深圳全景。当时已经接近黄昏，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我还记得小平当时兴奋喜悦的眼神。
在广州参观白天鹅宾馆的时候，小平应霍英东先生的邀请到扒房吃西餐。服务员问老人是不是喝茅台酒，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威士忌，到这里就是要喝洋酒。”服务员问要哪种面包时，他选了最正宗的法国式硬面包。小平说，扒房的环境和优良的服务，很多东西让他回想起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情景。
此时的我，深刻地体会了小平的魅力，看到了一个平凡而又可亲的小平。（李静睿 徐林）
（摘自《南方日报》）
